近日，在北大校庆所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大学围着市场转”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纪宝成表示，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但大学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大学喧嚣、浮躁、拜金、学术造假、急功近利。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纪宝成也对有些人将大学当成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纪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化的问题，二是官场化的问题。前者是“市场压倒大学”的问题，后者是“官场压倒大学”的问题。然而，只要对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稍有些了解，便知道真正伤害中国大学、使大学弊病积重难返的是官场而非市场。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发展，亦不难发现，市场因素进入大学并非坏事，更不必然导致大学使命与大学精神的丧失。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成就莫过于社会的横向联系不断增强，并伴随着以权力为纽带的纵向联系不断减弱甚至瓦解。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恰恰是束缚大学自主办学、积极创造的关键。在此意义上，大学及教授不断走向市场，可被视为中国社会成长的标志性事件。而从公正角度上说，市场行为至少是建立在横向的平等的立约之上，相较过去强买强卖的“权力之约”，也是一种进步。当大学或者学者可以从社会上找到自救的市场，市场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完成了对官场（权力）的重构与分权。

 

有人指责某些大学教授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为一己利益，甘愿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利益集团效劳，成了利益集团的鼓吹者、宣传者和传话筒。持此批评者不知道，能够为利益集团代言者只是凤毛麟角，殊不知一则“观点平衡世界”，二则绝大多数教授学者仍是象牙塔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领着不足与人道的薪水，虽多有闲暇，却也不得不时常为“屡败屡战”的课题经费向技术官僚低声下气，甚至带着学生一起造假应付“洲际导弹”。

 

两百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谈到审判独立时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法实现。”这便是“谁抓住了法官的饭碗，谁就抓住了法官的脑袋”的著名论断。这个“饭碗决定脑袋”的论断同样可以解释广西师范大学为什么出现六位校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秘书的丑事。中国版“钦差大臣”的荒诞与奇丑，不禁让我们的眼角浮起果戈理式的“含泪的微笑”。

 

由于必须接受权力自上而下的指导或者资源分配，许多学者进行研究时只能做有希望被批准的研究，如此做学问难免被打上“奉旨研究”的烙印。在此条件下，如果他们能够在官场（权力体系）之外获得市场（社会）的支持，在我看来，这不仅没有让大学精神丢失，反而可以使被磨损的大学精神得到修复。另一方面，如果了解启蒙时代的出版史，了解市场对观念进步起到的关键作用，就会发现，学者走向市场积极做转型时代的生意，同样可以居功至伟。

 

显而易见，现在真正伤害大学的不是市场，而是无所不在的官场。三十年“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求如何走样，大学即是缩影与见证。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是一个个臃肿的行政机构。行政化管理、文牍主义让许多工于思想与创造的学者们苦不堪言。大学内部日益膨胀的行政部门更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策应上级行政单位对大学的“进攻”，而舍身从事管理工作的教授们因为层出不穷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后半辈子“学术抛荒”为代价。行政评估、审批、审查等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打磨机，让所有大学在技术官僚面前失去光鲜与棱角。

 

为什么出“大楼”不出“大师”？为什么出“官府”不出“学府”？论及中国大学的解决方案，相信许多人都已心知肚明，比如让学术与行政分开，让大学回归教授治校的传统，重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等等。决策者若真有抱负建好中国大学，不必劳民伤财到哈佛、牛津去取什么经，其实只要买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到西南联大的废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儿你什么答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