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阳光明媚，春风送爽。《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文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举行，医学界、科学史界专家以及该书编著、出版单位的多位领导出席了会议。

 

去年年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主持翻译的医学经典名著《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本书原著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州立鲍灵格林大学基普尔教授主持的“剑桥人类疾病的历史与地理项目”的研究成果。该项目从1985年到1990年，历时6年，邀请了美、英、法、德、澳、日等国160多位著名医史学家、医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共同撰稿，并获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霍夫曼-罗氏有限公司、辉瑞制药公司、米尔班克纪念基金会以及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文版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为中文版题写了书名，并致祝贺：“再次强调医学生教育中学习医史的重要意义。我们的教师和医务工作者都应学习一点医学史，以不忘医学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并扩展视野。”

 

 

借这部鸿篇巨制的出版，专家们就科学史、医学史、疾病史的学术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医学史家廖育群研究员介绍说，大约20年前，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文树德（Paul U.Unschuld）教授来华作报告，本书主译张大庆曾问文树德，你的学校有多少学生选修医学史课程？文树德说，大概10%左右。这就够了，因为不学医学史不影响你成为一个内、外科医生。但是想成为一个好的医生，你要学习医学史，要知道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廖育群说：“我常用这个例子跟别人去说明医生和‘匠人’的区别。”

 

医学史对医学的地位，就像任何一门科学的历史与科学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史为鉴。想发展学术，不了解历史是不可能的。医学史中对于疾病本身的著作很少，更缺少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疾病史的作品。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骢教授谈了医学史对于乙肝防治的意义：现在其转播过程，学界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切入口是预防，是母婴传播、经血液传播。把这些途径切断也许对于乙肝总体的控制是最有效的，而这种策略的确定，没有历史的研究是很难得来的。尽管对乙肝你作了很多的研究，但你不懂从哪个环节去切断它最合适，收到效果可能是比较难的。有时即使发现了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原因而难以实践，那这些问题只有从疾病的自然史中去寻找才可以。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是学医出身，她说：“《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座谈会也是研讨会，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在座很多都是有人文科学背景的老师们，方方面面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老师，本书意义很大，但今天的会甚至超越了书的意义。我自己是学医的背景，学的是临床医学，毕业后选择了基础医学。当时觉得临床医学解决的问题挺少的，也许作研究会更好一些，于是就作研究一直做下来。医学的研究在思路上有两个分叉：一个是和物理、化学一样的，当我们不能用人作实验的时候，就无限细分下去，做到动物水平、细胞水平。我读书的时候也追求无限细分，追求做到分子水平。这是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思路，而且这几年在我国进步还是特别大的，确实我们已经深入到分子水平，也确实在这种研究手段下揭示了许多生命和疾病的奥秘。另一个不太一样的思路是和社会科学共通的，就是概率的应用，用人群说事儿。用人群、用回答复杂问题的因果关系的方式，我认识到那是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有相似的地方。当要求你用概率建立因果关系的时候，就必须在设计上特别严谨，分析、解释、下结论方式和前一种也特别不一样。”

 

所谓第二条路，就是《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所贯彻的核心。柯杨说，这是以疾病为主线的一个历史的、大部头的、系统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之前张大庆翻译的《剑桥医学史》，以及一位意大利作家写的关于西方医学的医学史，都是从另外的角度去说，这本书才是真正以疾病为核心的。她认为：“两部《剑桥》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真正作史学研究的人来说，可读性、可接受性是非常强的，意大利的那部医学史看起来就很慢”。

 

北京医科大学原校长、中国医师学会副会长王德炳，长期从事临床工作，他认为，这样的会议医学界人士应该多参加，因为这对于医学发展太重要了。他说：“疾病的发病机制、病因和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此书是典型的跨学科巨著。如果我们的医学还停留在实验室、分子医学，我们对人类就无法作出更大贡献，因为关键还是要预防疾病，预防疾病本身还要从人群开始。我是搞血液病的，比如白血病，它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但是医学上对于它在流行病学上、人群上的研究很少，只是如何治疗、化疗、骨髓移植，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肝炎、心血管疾病都是从预防开始，所以我想白血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非常重要。这本书参与编著的有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医学本身就是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包括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还有环境医学。”

 

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钝谑称自己是医盲，一度还是病盲。后来疾病认识了自己，自己还不太认识它们。但是对于这本书，他愿意说两句“外行话”。刘钝近来比较关心的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转型的关系。西方近代的文明兴起，科学史家谈到很多，从13世纪到17世纪，大事一件接着一件——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的震撼、意识形态的冲击很大，但还有一件和医学有关。千禧年的时候，美国某电视台做了一套节目，《人类的千年》，一个世纪一集，共十集。每一集都用一个象征性的题目：12世纪就是“马镫的世纪”，因为蒙古人征服欧洲；15世纪是“罗盘的世纪”，因为航海大发现。14世纪被称为“镰刀的世纪”，因为死神是持镰刀的，当时西方世界暴发了黑死病。这在西方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刘钝注意到本书不同的作者都提到了黑死病或腺鼠疫，其中一位名叫Ynez Violé O’Neill的撰稿人提到：“1331年，内战和鼠疫袭击了中国河北……1346年鼠疫传播到克里米亚，热那亚商人受到了蒙古军队的攻击。攻击者中鼠疫流行，撤退前他们把病死者的尸体弹射入城墙内从而使被围困在城内的人们也感染了鼠疫。”因此，经过城内出逃的人传播，瘟疫席卷欧洲。这当然是一种无形的西方中心主义——反正坏事是别人带来的。刘钝比较欣赏O’Neill的一个观点：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关键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O’Neill说，公共卫生意识显著提高，原来没有的市民社会意识逐渐形成，这正是文艺复兴所需要的。社会公共卫生设施得以建立，之前的欧洲宫廷里贵妇上厕所都是用大裙子一围就解决，整个凡尔赛宫都是臭烘烘的，瘟疫很容易流行。黑死病让欧洲死掉2000万人，一战欧洲军民一共死了2100万人。大量的死亡对文艺的影响也很大，恐惧无形中演变为一种崇拜，对阿奎那哲学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唯命论”。O’Neill认为，之前的文化掌握在懂拉丁文的人手里，后来死掉了大量学者，拉丁语不再是唯一的语言，各种书籍开始用各国自己的语言书写，为文化、科学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就医学本身而言，外科医生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超过了内科医生，因为内科医生很多都逃掉了，外科医生却英勇地切、烙鼠疫肿胀。

 

 

刘钝说，虽然作者很谦虚地说，“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也许由于自身的学养、语言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西方的成分重一些。但令人欣慰，比起以前的书，他们把亚洲作为很单独的一部分单列出来，而且请的都是很胜任的作者，比如文树德、梁其姿等等。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全球性的著作，比之前我看到的都要突出。

 

与刘钝相比，更多的专家还是认为本书对中国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彭瑞骢认为，本书介绍的100多种疾病中，中国的材料很少。编者从来也承认自己是“欧洲中心主义”，想来这书也为推动国内本领域的研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争取研究上的大国地位，比如对于非洲疾病，我们派出了那么多医疗队，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做得比较积极。然而要改变西方中心的状态，我觉得最匮乏的就是疾病史。

 

廖育群说，每当提及书中中国的内容太少了，自己会深刻地反省——我们的“表演”不够。中国人的“表演”要是充分的话，外国人在查文献、写作品的时候就会提到“在中国”怎样怎样。现在他不知道，他查不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者中许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对于中国的论述有许多是建设性的。比如文树德在《前中医的医疗保健》一节中说明针灸的来历：“若干线索表明，针灸的诸种起源之一似乎是，易于用象征性的刀和剑戳刺据认为受到外来邪恶力量入侵的罹病和疼痛的身体部位。”这就很简练，他不像我们针灸学教材那种用所谓“科学”的方式进行阐释，那不是古人能想到的。但是令廖育群吃惊的是，全书关于精神病学的论述居然没有东方的观点。“那大概是因为他不知道，其实东方和西方思维形成鲜明的对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昕专程从郑州赶到北京来参加这次座谈会，他认为：《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是集医学史、科学史、社会史、文化史于一体的宏篇巨作，是医学史领域最权威、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疾病史著作。200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的英文版本，4年后中文版就在中国出版了。而且这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版本，它集合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大连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院校的几十位专家的辛勤劳动。这本书同时也凝结着出版工作者、编辑人员的心血，没有编辑人员高水准的工作，这样既专业又通俗的书同样是难以出好的。医学史的翻译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也是很难把握准确的，需要编辑人员逐字逐句地校订，才能使它以非常规范、准确的形式提交到读者面前，这在出版界、学术界都是一大幸事。

 

陈昕认为，这本书壮阔的学术视野和历史叙述中，令人感到疾病自然史和人类社会生活史非常强烈的互动，这是一般的医学书中所看不到的。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种宿命，但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而言，疾病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本书告诉我们疾病是改变人类文明方向和进程的“缰绳”，像罗马帝国的衰亡、玛雅文化的失落、近代美洲大陆土著民族疆域、人口以及文化的迅速沦落其实都是与人类疾病演化的大规律相勾连的。由此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人类的疾病自然史是人类大历史文化中最壮丽的一页，由此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医学的范畴，而直接抵达人类文明变迁的大关怀。

 

陈昕表示，出版这类关于科学史的书完全不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是意在推动中国科学界创新能力的建设。一个学科、一个国家创作力的锻造，离不开理论思维的冲刷和思想史的启迪。而科学史、技术史系统的梳理和回顾，是学术创新的孵化器，是技术腾飞的弹跳板。世纪出版集团也借这个会议向在坐学者表达希望和各位一起在这个领域努力扩展、精心耕耘，不断推出有影响力的名著。

 

陈昕还表示，世纪集团还有许多这样的书，这本书在其中其实还是很小的一本书，此外上亿字的大项目也有很多。仅在科学史方面，这些年规划的大项目也很多。比如上海科教出版社就出版了牛津的7卷本《技术史》、《世界科学技术通史》，马上还要出版《科学发现编年史》。陈昕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