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缩国务院部委数量、推行大部制的背景下，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表明了环保的重要性。事实上，环保已经是事关中华民族长远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既然是战略性问题，就必须以战略性眼光审视它，这不仅是环保部的责任，也是所有政府机构、环保组织、学术界和全体国民的责任。从这个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

 

战略最基本的要求是主见，如果胸无定见，总是被动地应付外界的压力，就不可能有战略。

 

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着地球的安全，造成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因素是二氧化碳排放，其根源是化石能源的消费。由此，降低乃至限制碳排放就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也成了欧、美、日各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重点，使中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2007年11月27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向清华大学学生发表演讲时，就公然警告：欧盟可能会对来自碳排放大国的廉价进口产品进行惩罚，以保护那些必须达到严格环境标准的欧盟公司。

 

2008年4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以《中国已经成为头号碳污染者》为题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将在下月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污染者”。并警告：未来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如果毫无限制，将抹杀富有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作出的任何减排努力。BBC称：“这可能是对中国有利的谈判筹码。”

 

作为中国的环保战略，对此应有何主见？

 

最早注意到温室效应的，是爱尔兰籍英国科学家约翰·廷德尔（1860年）和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1896年）。这正是欧、美、日大规模推进工商文明并据此向全球大肆扩张的时代。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欧、美、日大肆开采、使用化石能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称霸全球的“主流文明”。中国则成了被不断洗劫、蹂躏的“鱼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流文明”的全球化是当今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

 

在“主流文明”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统计数据显示，1953年之前，中国的能源消耗微乎其微，能源消耗真正有点规模是在1980年之后（见图一）。而造成大气变暖的温室气体，主要是欧、美、日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排放、积累的。

 

至于1980年以后，2007年出版的《国际能源年鉴2004》提供了自1980年至2004年各国的碳排放量，由此我们可以客观地分析1980年以后，碳排放到底是哪些人群进行的。图二的纵坐标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排放量。由于不同国家人均排放量差异极大，极少数人口的排放量比大多数人口高出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如果使用常规坐标，根本看不出大多数人口在排放量上的差异，所以这里使用了对数坐标，以表现量级上的差异。图二的横坐标则是累积的人口比例。

 

基于全球人均排放量，我们可以设出4条分界线：4倍全球人均排放量、2倍全球人均排放量、全球人均排放量、1/2全球人均排放量，它们将全球人群区分为5组：

 

第一组的人均排放量超过了全球人均排放量的4倍，是排放量最高的群体。这个群体中，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他的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国家或地区，诸如直布罗陀、维尔京群岛、阿联酋、卡塔尔等等。这个群体占世界人口的4.60%，却排放了26.71%的二氧化碳。

 

第二组的人均排放量在全球人均排放量的4倍到2倍之间。这个群体中，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波兰、韩国、南非、西班牙。这个群体占世界人口的10.26%，却排放了26.05%的二氧化碳。

 

以上两组即占到了排放量的59.44%，却只有人口的12.52%，显然，主要是这个群体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他们理应承担绝大多数责任，并须作出最大的努力。

 

第三组的人均排放量在全球人均排放量的1倍到2倍之间。其中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俄罗斯、德国、伊朗、乌克兰、委内瑞拉、韩国。这个群体占人口的7.68%，排放了12.24%的碳，其排放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应当努力降低自己的排放量。

 

第四组的人均排放量低于全球人均排放量，高于全球人均排放量的1/2。其中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中国、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阿根廷、泰国、埃及。这个群体占人口的33.31%，只排放了21.29%的碳。其中，中国人口占到20.38%，而排放量仅13.10%。中国人均排放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4.3%，仅比这一组的下限高出28.5%。由此，中国对温室气体负的责任应低于第三组，更应远低于第一、第二组。

 

第五组的人均排放量低于全球人均排放量的1/2，他们就更不应承担什么责任了。

 

由此可见，对碳排放问题，中国的责任相当有限。责任最大的是创造并领导“主流文明”的欧、美、日各国。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成了各国间的博弈场，欧、美、日将责任推给中国，极力维护自己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排放量，而它们在世界上颐指气使的地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排放量“秩序”之上的。

 

事实上，即使在上述BBC的报道中，也不得不承认：“纵使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制造业经济体系，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5到6倍。”而且，“美国的排放量也继续在增加，纵使已经减慢了许多”。

 

领导这项研究的奥夫哈莫博士也说：“但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在努力把人们从贫困中拯救出来，而他们也明显地需要帮助。”“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从西方大幅转移技术和财富。”然而他承认：“这最终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由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首要任务是强力敦促欧、美、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而不是觍着脸对别国说教，要求中国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积弱不振、可以被任意欺凌的状态。至于中国，决不能就范于它们所谓“负责任的国家”这个紧箍咒，决不能被它们制造的舆论氛围搅昏了头，跟着它们的指挥棒转。

 

我们当然应该努力降低对能源尤其是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但这是基于对自己发展空间的理性判断，而不应是迎合欧、美、日的“咒语”。

 

一些持有“普世价值”观、主张“国际主义”的人士或许会认为，中国应对全人类的集体生存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不必在意别人怎样做。

 

如果主流学者对于气候变化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人类就是坐在一艘宇宙飞船上，这艘飞船的生存能力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这种破坏是因为一些强暴者掠夺资源、欺凌弱者的行径造成的，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主流文明”这条道路，并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而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促使的。从洋务运动到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线建设，列强的侵略都是推动工业化的第一动因。“国际主义”的说教本质上是让中国停止发展工业，限制中国发展抵制强暴者的能力，最终让强暴者独占这艘危机四伏的飞船。这是强暴者的战略还是中国的战略？

 

我们自己的环保战略，需要建立在对自己问题的清晰认识之上，需要了解问题的症结何在，而不是被别人的聒噪牵着走。这需要学术界、环保人士做艰苦的理性分析工作。那么，在环保问题上，我们理性分析的基础何在？

 

 

阅读与环保相关的文献，我们能看到一大堆新术语，诸如：扩展的财富、绿色GDP、生态足迹、生命地球指数、自然资本、X倍跃进（或“革命”）、社会代谢理论、工业生态、物质流核算、物质减量与无重量经济、绿色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环境正义原则、生态伦理、环境社会学、保育帝国主义、我们共同的未来、永续发展、能值分析、生态效率、循环经济、资源环境的核算制度、环境伦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碳循环模型、水资源承载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生物多样性、生态女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术语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由此可见，我们自己的相关基础研究何其薄弱。

 

经济学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看似“价值中立”的“普遍真理”，背后隐藏着某个强势集团的私利。比如，将经济学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要素最佳配置”问题，其后隐藏的是资本利润极大化——资本拥有者的私利。在现实的社会中，只有强势集团有能力雇佣、操纵学术界，将其私利包装为公理，因此，对这些来自海外的理论、术语，决不能不假思索、盲目地当做客观真理接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绿色GDP”。

 

绿色GDP来头颇大，1989年联合国统计署发布《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1997年世界银行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0年和2003年联合国对原有绿色核算体系框架进一步充实完善，推出了绿色核算体系框架和绿色GDP核算的最新版本。

 

联合国！世界银行！如此权威的来源让我们的学术界立刻贴了上去，以求“接轨”。

 

早在1988年，在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某极有政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就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同年，某部委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这是绿色GDP的理论基础），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了计算与分析。

 

1995年，某重要研究机构先后在某部委局长基金和联合国支持下进行了“中国90年代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

 

1996年到1999年间，某首屈一指的大学应用“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原理，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

 

2000年，该大学将SEEA方法应用到中国农村，对农村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

 

2000年，北京市某重要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

 

2001年，某重要研究机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行了计算与分析。

 

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成立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后又加入发改委和林业局，计划在3~5年的时间里建立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然而，2005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就公开质疑：“我们有必要计算‘绿色GDP’吗？”

 

尽管如此，2006年还是发布了首份绿色GDP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可是，2007年，就在无锡水污染事件震动全社会之后，7月1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对于当年的绿色GDP报告迟迟不见公布的问题，时任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

 

 

耗费了无数公帑、资源、人力、时间和机会成本的绿色GDP至此搁浅。“接轨”成了“接鬼”！为什么？

 

从表面上看，是统计局与环保总局之争，统计局的理由主要是技术性的——统计上无法操作。深入思考，却发现所谓“绿色GDP”在基本原理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核心内容，而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在“价格”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的。价格的基础是“交易”，决定价格的是供需平衡，而供需平衡取决于买卖双方当期的实力。任何概念，如果不能与这个基础相容，它就不可能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而绿色GDP要展示的是环境要素对人类的“价值”，以及这价值的损益。

 

价值的量化曾长期困扰着经济学家们。自瓦尔拉斯以来，一批经济学家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价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这个基于价格的理论体系，被当时的学界称为“庸俗经济学”、“教人赚钱的学问”。时过境迁，如今“教人赚钱的学问”成了经济学的主流，而“价值”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正因为基于价格，所以它能度量无价值的“虚拟经济”，却无法度量攸关人类生存的许多“价值”。GDP能度量的，说穿了是商人群体挣钱的整体业绩，而环境要素对人类的价值绝非交易可以度量，它与商人群体挣钱的业绩根本没有亚里士多德要求的“可通约性”。这正是统计局拿它无从下手的根源。这一点连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都感受到了，他发现：

 

 

潘岳是位历史学博士，不知是否受过经济学训练。但他曾就职于经济日报社、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多少应该具备些经济学基础知识。至于我们那一大堆最权威的学术机构，居然一头扎进去搞了十余年，实在匪夷所思。就因为这术语来自联合国？来自世界银行？

 

或许有人会解释：这是政府权威部门布置的任务，甚至会举出重要官员的指示为证。那政府和学术界的职能分工到底在哪里？对基础理论问题，到底谁应该具备判断力，谁应该承担最终责任？将这类责任推给政府，这学术界还是学术界吗？学术探讨必须容忍失败，但这种基本常识、简单逻辑的混乱也应该容忍吗？

 

那联合国、世界银行为什么力推绿色GDP？

 

“绿色GDP”的本质是将环保纳入GDP 的轨道，其理论基础“扩展的财富”将“财富”的概念扩展到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这个理论源头在经济学家希克斯（1946年），定型于世界银行（1995年）。银行家的视野中只有资本，当然会用资本的视角来观察自然、人和社会，这才可能以资本逻辑来统辖这一切。这个理论的背后到底是谁的利益，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由此我们看到，没有独立、严谨、无视权威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所谓战略就不可避免被国内外某些利益集团误导。

 

 

银行家的视野看到了“扩展的财富”，这决定了他们的战略。但中华民族的环保战略应具有怎样的视野？

 

观察中国现实的环保行动，涉及领域之宽广，超过了任何一项事业，海洋、江河、湖泊、湿地、土壤、耕地、草原、森林、废水、废渣、废气、噪声、辐射、气象、地震、酸雨、资源破环、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生物安全管理……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在工作，每一个领域都抱怨自己得不到重视、得不到应有的资源和权力。

 

事实上，任何时候资源和权力都是不够分配的，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明确达成目标的关键领域和关键任务，据此作出合理的资源配置。那我们环保事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达成这目标的关键领域和关键任务又是什么？

 

去年夏季到舟山开会，当地的环保人士列举了大量实例证实，舟山近年来急速的经济开发导致了大规模、不可逆的环境破坏。在舟山群岛，这样的场景触目皆是。

 

当地政府有意将舟山与宁波港合一，打造一个巨型港口，交通部已经同意正式启用“宁波—舟山港”的名称。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委托交通部规划研究院编制了《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依托这个巨型港口，船舶工业、石化工业将有飞速的发展，舟山计划建设成为最大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

 

港口与石化工业对国家的工业化必不可少。然而中国只有一个舟山，站在舟山环保的立场，这里绝对不应该搞石化工业。但是站在经济建设的立场，石化工业应该放在哪里？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化学工业企业多建在江河边，松花江污染事故后，这已经成了反思、批评的话题。然而，化学工业企业必须用水，不能污染江河就只好向下游迁移，以减少污染的影响。舟山在入海口，已经是最下游了，还能往哪里迁？事实上，舟山群岛所在海域，已经是我国最脏、污染面积最大的海域了。（见图三）

 

另一个选择是干脆不要这些污染型行业，然而这些行业的产品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必不可少，我们这个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度，敢依赖进口吗？如果要求这些行业符合严格的环保标准，这些行业的成本必将大幅上升，它对整个经济系统的整体影响是什么？我们是否作过全面的经济分析？

 

可见，环保问题本质上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生态的矛盾，不从全局立场上进行整体分析，就不可能有清晰的认识与理性的选择。在我国，这种矛盾在地理上是如何分布的？这是选择国家的环保战略必要的视角之一。

 

观察中国的自然生态，胡焕庸线是一个足以提纲挈领的视角。中国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边界。（见图四）

 

胡焕庸线两侧同时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并且还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而玉米是耐贫瘠作物。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

 

农牧交错区、江河水源区、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贫困地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却被胡焕庸线联系在一起。它提示我们，胡焕庸线两侧，存在一个意义独特的过渡性地带，而这个地带之外，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生态区。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因为人口集中，东南部国土的生态状况显然至关重要，而胡焕庸线两侧的过渡带则对全国生态状况的变化影响极大。

 

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国土中，哪里的生态条件最差？历史告诉我们：辽河流域、海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最干旱的地区，而水是决定生态环境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主要煤矿大多分布在这一地区。煤炭占到我国一次能源的70%，于是这一地区钢铁、热电企业高度密集。

 

图五则告诉我们，这一地区位于一个巨大的含油气沉积盆地上，是一个油田密集的地区。南堡油田的发现使这个地区的石化工业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相关各省都将其列为自己的发展重点。

 

然而这些行业大量耗水、排污，与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自然生态形成尖锐的矛盾。再加上这一地区人口高度密集，其中的京津到黄河下游地带是最大的人口密集区，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就更加尖锐。

 

针对这一矛盾，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战略性行动是南水北调工程，其中线、东线都是直接针对这一地区的。（见图六）

 

然而，东线水质污染极为严重，自2003年治理至今，据2008年4月《中国南水北调周刊》披露：

 

 

即仍有70%的断面水质不达标。主要超标项目是总氮、化学需氧量。其中总氮的超标率为83.3%，化学需氧量的超标率为46.2%。

 

按规划，东线工程最终要调水130亿立方米过黄河，而中线工程平均可调水量是141.4亿立方米，两者共计271.4亿立方米。这样的调水量能否解决问题？笔者曾在《海河流域水之忧》（《科学时报》2007年7月9日）中分析过：即使规划中的调水量得以实现，水质也都合格，再谨慎地假设海河流域的经济不再发展，用水量不再增加，已经造成的广泛污染且不去治理，现有年均52.16亿吨的排污水平也不变化，只是简单地用12倍清水来稀释它，以保证环境污染不进一步恶化。数据显示，仅污水稀释用量就超过了供应量。年均缺水高达491.97亿立方米，差额为供应量的92.1%。这意味着局面会持续恶化，这个地区最终会毁于污染。

 

况且，是否有足量的水可调尚有疑问。规划每年要从汉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库调出146亿立方米的水。而汉江在丹江口水库处的平均年流量为381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平均年流量的38％。由于丰枯变化，在枯水年流量可能降到调水量的水平，而越是旱季越需要调水，就是说100％的水量都需要调出。在这种情况下，汉江河流生态系统必然面临死亡，汉江下游百姓如何生存？

 

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就在《浅议南水北调的几个前提性问题》一文中指出：

 

可见战略研究在这个领域之薄弱。作为国家的环保战略，它绝不仅仅是技术与工程层面的问题，胸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陆地、300万平方公里海域和庞大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全局战略性思考的基本前提。

 

有了足够广阔的视野，是否就能保证合理的战略？未必！

 

举个例子，节约能源肯定是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它既关系到有限资源的可持续使用问题，又关系到环境污染问题，还关系到碳排放问题。然而仅有目标还不足以称为“战略”。战略必须回答达到目标的动力、手段、路径。那节能的动力何在？

 

事关节能的有两类角色：能源供应企业与能源用户。

 

追逐利润是企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对能源供应企业而言，在缺能时期寻求扩大产能，在能源富裕时期大力开展营销，面对竞争时力争做大做强以期形成垄断，这是标准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有水快流”，追逐当期利润，是它们“融化在血液中”的本能。

 

事实上，在1998~2000年间，由于经济偏冷，供电能力出现了暂短的富裕。按国家电力部门负责人的说法，1999年上半年，中国平均电力富余达到10％。从国家能源战略的角度，本应利用这一时机调整能源结构，维修老旧落后的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社会看到的是：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电力消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2189号），各地电力部门应声而起，纷纷发布政策，鼓励电空调、电采暖、电锅炉，对高电耗用户实施价格鼓励。仅笔者发现的这类文件就分布在21个省市，几乎遍布全国。而在2004年开始发生电荒后，各能源垄断企业则纷纷大上电厂，更四处“跑马圈水”。

 

在这样的战略选择下，我们对那些污染环境、消耗能源的行业，如钢铁、电解铝等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这等于用我们紧张的能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为发达国家生产它们需要而不愿意生产的东西。直到2005年，由于全国严重缺电，国务院才发布了《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严格限制高耗能的电解铝产业及其上游铝矾土矿开采。直到2007年3月，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政府已经决定取消大部分（还不是全部）钢铁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从能源危机中学到了一个经验：能源用户是节能的原动力。只要给用户充分的选择可能性和现实的技术手段，经济利益会引导用户选择节能的手段与途径。由此引发了以能源用户为核心的节能机制，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需求侧管理、分布式能源、能源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等方面组成。正如能源网CEO韩晓平指出：

 

 

而这种行为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是：打破能源供应的垄断，真正将选择权还给用户。而我们的能源垄断企业却将“需求侧管理”的口号接过去，转化为供应方控制需求方的工具。

 

对能源供应企业而言，节能与其利润极大化目标相左。地位决定立场，垄断性的能源供应企业既有动力、又有能力，为实现利润极大化而控制能源需求方，操控国家政策。可见，能源供应企业的垄断地位是节能的最大障碍，当然也是环保的重大障碍。不从这类角度着手，节能与环保就不过是口号、祈求、表演而已，谈不上所谓战略。

 

即使上述层面的问题得到关注，我们的环保战略不再局限于技术与工程层面，而是深入到经济机制领域，我们的战略依然可能是短视的。

 

从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当今的主流文明不过发展了二三百年，而它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强度已经令生态圈无法承受。如果我们以“接轨”的心态追逐这个主流文明，那保护环境的可操作空间是非常小的，其作用充其量是小修小补。

 

2006年，当时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发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这表明潘岳从“文明”的角度思考环境问题。此文用社会主义作为生态文明的定语，表明潘岳心目中的“生态文明”并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那样，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是整个的社会形态。这无疑是真正的战略性思考。

 

从战略性思考到实实在在的战略，有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工作。当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就是历史之鉴。前人详细研究了主流文明的弊端、导致主流文明无法维持的根本矛盾、新文明的基本特征、推动新文明的力量何在、新文明取代主流文明的可能路径……无数学者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相互质疑、争论之中，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事业依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以至许多人认为，现今的主流文明就是“历史的终结”。可见探索一种全新的文明是何其艰难。

 

然而，如果没有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如果这种探索不是严肃的、广泛的、深入的、无禁区的，我们从根本上将无法应对环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环保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