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认为自身竞争力在变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选择归国创业，人们看待海归的眼光已经越来越理性。早在2006年，智联招聘网曾对100家拥有海归的企业调查表明，与5年前相比，有92%的海归认为其竞争力“下降”了。
海归创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如何拿到更多的钱，是海归面临的一大挑战。项目与资金对接不只需要政府的资助和扶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项目和团队。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选择以团队的形式强强联手，优势互补。
“现在，人们看待海归的眼光越来越理性化，估价也不再盲目。海归在事业起步时期的处境相比过去要艰难许多，心理落差不可避免，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海归对自身期望值过高，其实相当于把回国创业的门槛也垫高了，为自己设了道障碍，最终导致难以跨越。”
——留学新西兰海归 杜振宁
“相比5年前，海归不仅不再像过去那般受宠，许多先天不足的劣势也在逐渐显现。比如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对市场环境水土不服等，创业成功率在下降，对于刚回来的人更是如此。现在，很多人已经从对海归的盲目期望中走了出来，回归到比较理性的状态。”
——留学德国海归 刘珂
端不平的家庭事业 理不清的社会关系
“我身边有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海归朋友，聊到创业，很多人表示，虽然面临着种种现实的困难和阻碍，但是说到底最能影响他们创业心态的，还是家庭。”
说上述话的人名叫杜振宁，10年前赴新西兰留学，现在已是烟台塔斯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谈起回国创业，他动情地说：“老一辈的海归，在国外的生活比较优越，有事业，有房子，有车子，却并不一定感到幸福。在我所接触到的留学生圈子里，80%的人都希望回来，中国人‘寻根’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生俱来的。”而说起创业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他表示，只有生活上适应了，心态才能放平，调整好了心态，创业才能有保证。“对于比较年长的海归来说，回国创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是生活。”杜振宁惋惜地说，一些老海归虽然自己回国了，但是家还没有完全回来，家人、孩子都在国外，形单影只的孤独导致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容易打退堂鼓。“海归创业的物质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它们一个是支架，一个是灵魂。归国人员的家庭安置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杜振宁说。
另一方面，有些海归由于旅居海外多年，对中国国情的印象渐渐淡化，缺乏对文化、社会以及商务规则的认识，创业时容易陷入偏离市场需求并与国情相悖的尴尬境地。加拿大加达国际商务投资集团总裁闫长明犀利地指出，海归在创业探索中过多套用国外模式，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是创业过程中的硬伤；而无法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氛围，不会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则是海归创业者的隐痛。杜振宁建议海归在处理社会关系上多下些功夫，“海归要做聪明人，回国后就要快速适应这里的文化氛围，学会跟团队成员打交道，跟工人打交道，跟市场打交道，跟政府打交道，还要跟媒体打交道……不能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的海归，是无法承担起领导和统帅一个企业的责任的。”
够不着的资本：海归心中的阵痛
身为山东靶点药物研究有限公司总裁的刘珂，20年前受国家公派赴德国波恩大学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感觉到中德两国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上差距很大，那时的中国基本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没有钱，创新的东西也很少。我可以在德国看见日本的索尼和韩国的三星，却完全找不到中国的痕迹。这些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发现国家、民族要强大，经济就必须强大，经济要强大就要创办企业。”
刘珂不无遗憾地告诉笔者，通常来讲，药物研发在国际上都有大企业作为后盾，或者由风险投资来支持。中国由于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风险投资机制尚不健全，投资机构往往讲求快速回报。在这样的背景下，刚起步的海归企业想拿到资金就更困难了。“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国外风投机构，手下都有一支强大的专家团队来对企业和项目进行评估，从而实现资金和项目的有效对接。由于有着成熟的组成机制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他们的投资行为完全是商业的。而中国的现状是，对风险的测定和评估通常由纯金融业人士负责，其中不乏一部分人其实不懂技术创新，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一笔交易成本。”刘珂说。
“我到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对比发现，现在中国的风投，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杜振宁有些无奈地说，“在中国，没有筹集到几百万的资金是不敢起步的。你只有一个想法还不够，必须经过一系列繁琐而复杂的申报认证手续，风投通常只关注那些已经完成一定市场开拓的企业。中国的风险投资其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投，它会在事业正在上升的时候推你一把，给你一次成长。但对刚起步的海归企业来说，吸引风投非常困难。”
据了解，国内支持海归创业的资金渠道主要有政府类投资、民间类投资以及部分风险投资。虽然目前风投机构已经把钱投给了不少海归企业，但它相对巨大的利润要求与凤毛麟角的投资几率，对于成千上万的海归企业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同样，民间资本作为海归创业的另一笔资金支持，处境却还是尴尬。“民间资本通常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来运作，海归要取得民间资本支持从而达到有效运作的目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必须形成共同的商务规则并采取一整套的配合举措，不然就好像英语和温州话交流一样，非常别扭。”闫长明说，“这时，可行性报告和市场调研就出现了，双方需要共同探讨出一种合理的合作方式：海归要拿到操作资金，投资人要保证投资收益，共同控制风险。”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海归对现今中国金融支持环境的评价普遍不高，许多人表示，中国目前的投资机制和模式还有待改革和完善，需要向西方借鉴。从理念上看，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风险投资的意识，但是对于具体的投资规则，很多人并不清楚。风险投资需要一个资源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建立不只需要一个专业的评估团队，更要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投资人需要海归在可行性报告中，确切指明收回资本的具体时间和投资回报，这些数据必须准确，风险要可控，否则合作就会很危险，就可能造成投资的交易成本过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借鉴海外的风险投资操作模式，一方面要形成我们自己的风险投资商务规则。
“不是找市长，而是找市场”
据杜振宁介绍，创业起步时，他们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很多支持，但是大部分创业资金还是来自团队成员的个人投资。他诚恳地告诉笔者，海归创业的确需要政府和留创园的一些扶持，但是他们只是起一个辅助和推动的作用，政府不能把纳税人的大笔钱都无偿投给海归企业，这是不现实的。“过去海归喜欢将政府的资金扶持形容为‘撒胡椒面’，其实是没有把自己的心态放平。海归企业与普通企业没有太大差别，我们要把项目做出来让市场检验，我们‘不是去找市长，而是要去找市场’，产品才是最重要的。”杜振宁说。
“办企业是自己的事，不能老想着靠国家公款来埋单。特别是对一个创新型企业来说，需要的是大笔的资金投入，是风险资金的支持。”刘珂认为，政府在多数时候起到的是一种引导和服务的作用，真正创业还是要靠企业自己。“中国的科技投入应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知识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刘珂解释道，知识创新应该以国家投入为主体，而现行的资金投入体制和资助体制已经比较科学。在技术创新方面，我国的投入模式还是沿袭以往的思路，以专家组成的项目评价会来决定是否投资，给谁投资，结果就造成了企业和创新团队将力量集中于怎样拿到钱上，忽略了创新。
刘珂告诉笔者，现在国家拿出60亿元资金来资助创新药物研究，这种大的资金强度，完全可以采取风险投资的运作模式。将这笔钱同国内有实力的金融企业结合起来，成立一个企业运营模式的风险投资公司，由国家控股，企业来承担风险投资的责任。这样，企业就会考虑怎样投入才能有效，国家的钱才真正派上了用场。“同时，我们也可以效法国外模式，请来最权威的专家学者组成评价队伍，专门负责调研和风险评估。风险投资公司以股份形式进入企业获取利润，国家通过对风险投资公司控股得到回报，这样，风投就会越滚越大，投入机制也会日益健全。”
海归创办企业单指望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扶持和资助，是不理智的，也是难以为继的。海归只有把自己的产品和项目投入市场的洪流中去，经过一轮轮地洗刷和考验后，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值得投资的。
闫长明建议，在扶持海归创业方面，政府可以设立各类名目的留学创业基金，项目资金的设置可以划分得更细一些，比如能源基金、环保基金等。但是，政府还是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和展示的平台，更多还是要看海归自己。
“投资英雄”时代已经远去，唯有团结才是力量
“海归是人才，是不是帅才却很难说。他也许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然而能否统领全局，适应现代化中国的步调又是另外一回事。”杜振宁认为，海归对自己要有个精准的估价。随着归国留学人员比例的增加，海归所涉及的领域也日趋广泛，并非每个人都适合独自开创事业，“海归要量力而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闫长明分析说：“过去海归创业以个人的‘投资英雄’居多。现在，随着国情和市场的变化，海归需要改变这种孤立的英雄主义心态，转而向团队合作的新领域迈进，形成一种合作的心态。”
海归作为一个精英群体，需要合作，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强强联手、优势互补，通过团队力量将自身价值发挥出来。笔者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海归创业的范围其实很广，层次也很多，并不是只有单打独斗地办企业才能成功，相反，这样往往成功不了。由于每个人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所差别，包括投资人、律师、会计师、评估师、项目人员，还有职业经理人等。创业不只局限于创办一个公司，学技术的可以去做CTO，搞财务的可以做CFO，等你有了管理经验就可以去做CEO，另外，海归还可以去大学做教授、公务员等，创业的天地是广阔的，成功的概念也是广泛的。
“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创业的风险。创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闫长明理性地提醒创业中的海归个人和团体，每个人创业成功的几率是不一样的，机会常会在不经意间垂青。“正确看待风险和机遇，端正心态，是海归要做的功课。‘投资英雄’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是共享和共赢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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