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行政化色彩浓厚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行政化的教育之下，“务虚”的行政会议必然会多如牛毛。5月11日，北大校长许智宏罕见地批评了教育领域行政会议泛滥的现象。许智宏说，现在大学教师都太忙了，他已经建议教育部减少非必要的行政会议，减轻大学校长和老师不必要的额外负担。

 

教育的本质已经决定它应该是有相当自由度的，而行政化的特点是层层束缚，讲究规则、讲究不越雷池半步。因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教育之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的。行政会议泛滥，只是教育行政化恶果的表象之一，许校长向教育部的建言固然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良心和担当，但让行政管理方主动减少行政会议，无异于要他们承认靠大小行政会议来管理高校的手段并不合理，显然让人无法期待。

 

泛滥的行政会议到底给高校和老师带来了多少不必要的负担，从许校长“忍无可忍”的建言已经可见一斑。但长期以来，我们却绝少听到学校和老师对这泛滥的行政会议发出怨言，由此可见，对教育的长期行政化管理，事实上已经磨掉了教育自由的锐气。此次许校长小心翼翼的建言，恰恰是行政权力对教育过度束缚的明证。

 

学校和老师就是搞教育的，行政会议跟他们并没什么关系，对学校和老师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教好学生，搞好学术研究。但现在，一整套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却让老师和校领导们不得不为职称和官位上下奔忙，参加形形色色的行政会议。这种无孔不入的行政权力，更让学校不得不为诸如“重点大学”这样的帽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与行政权力磨合而不是教学上——发生在广西师大的教育部评估专家闹剧，是行政权力束缚教育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