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若以有的学者所说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算起，至今尚不足百年。其间与国家命运一同沉浮，既端赖其举国体制而兴旺，也端赖其举国体制而曲折。其所依赖的五千年文明既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资源，也使其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步履艰难。其所蕴涵的希望既给人无限向往，其所迁就的愚昧又使多少人岁月蹉跎。为使向往者能心想事成，使蹉跎者不再叹息，故愿凝心思于笔端，或释胸垒，或祈时运，若能令看者颔首，则幸甚。
最近，一幅广西师范大学六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组女秘书的照片引起了广泛争议。然而，不仅有些经历者、就连该校评估组的副组长也认为这是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中的正常现象，甚至给予了“这是该校重视评估工作表现”的赞许，言外之意是让大家不要大惊小怪。笔者以为，如果这真是教学评估中的正常现象，那就关乎公理，就不能不引人深思。
那么，这张照片到底给我们传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说明在有些高校领导心中，权力是高于一切的，而大学已经很难说就是一个整体。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六位高校领导迎接一位女秘书，其着力点不在女秘书，而在于女秘书所代表的权力机构。照片显示的并不是女秘书的高贵及校领导的谦恭，而是一种权力关系。其时校领导们所恭迎的既是“上级”权力的尊严，又是这种权力所掌握的经济利益。诉诸政治学原理，可知权力并非只是一种利益，而且是一种奠基于道德基础上的责任关系。在现代宪政国家中，权力的授受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也有完备的监督制度，权力滥用将招致法律的严惩。然而在当今现实中，权力已经不单纯只是手段，而成了社会中有些活动的目的。权力所集聚的巨大利益和荣誉，既使权力的授受关系耐人寻味，也使权力的使用逻辑令人费解。权力寻租、权力腐败，长期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曾几何时，权力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资本，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大学也顺应社会潮流，逐官、逐权、媚权之风甚嚣，被人们称为名利场。
纵观中外历史，虽有重商主义流行及军人专政、政客弄权的时代，但中外相通、古今一致的，却是尊师重教之风。其故何也？因其传道、授业，为社会播种文明和进步的种子。而中国传统文化其所以历五千年而不息，不是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也不是处于下层的人民群众，真正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社会阶层是“士”。过去的“士”，如今被称为知识分子，主要集中于大学。而大学作为国家文明和知识的中心，领导者无疑应该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然而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在功利风气污染下的大学，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等教育家的风采已成绝唱。今天的大学校长，有几人有众望所归的威信，有几人有领袖群伦的能力，他们治下的大学成为官场、市场、名利场几成宿命。而士之为士，就在于其能够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而士之无耻，一向被视为国耻。“领导迎女秘”照中所折射出的“士”之精神的沦丧，既是大学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教学评估中的“领导迎秘”、“接待”专家、“请领导作报告”等措施，与一年前甚至两年前就开始的“全校总动员”、“300天（甚至600天）倒计时”、“到评估优秀单位取经”等活动，虽然被一些论者视为可以理解，但其远离大学宗旨和精神的性质，无疑是屈服于世俗流弊的不正常现象。当然，这种不正常并非从现在开始。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学中骤然而起的“经商潮”就使刚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的大学偏离了正常的方向，并且愈走愈远，以至于追求功利成为大学中名副其实的主流意识。与此相反，一些试图坚守大学品格和精神的学者，却显得不合时宜，愈来愈被边缘化。学者杨东平认为，现在大学中并行着官、学、商三种机制，学问和道德也已然失去了应有的尊严。而“照片”则表明大学在精神上已经分裂为官和学两个层次，权力话语明显地居于主流地位，而学者话语则只能存在于权力话语的缝隙中。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表达着自己的意志，一些学者以其微弱的力量维护着大学的精神和本性。比如对于教学评估的看法，如果在教师和学生中间进行调查，其支持率到底有多高？有多少人是用牺牲大学品格换来所谓的荣誉，实在是难以预料。而“众领导迎女秘书”之类的做法，大多数教师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高校在教学评估中的许多做法，可能只是知识领导者们的态度，而并非是教师们的意愿。官和学在大学宗旨、大学性质、大学规则、大学逻辑等许多基本问题上的分歧，很难说大学就是一个整体。而大学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大学校长就不会有尊严，大学进步的路也将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