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洪蔚 报道］尽管“以粮为纲”的口号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但当2008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一路飙升，整个世界都在探讨粮食危机的大环境下，很多人不得不开始担忧：中国这个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将面临怎样的险境？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李昌平——这个曾在2000年含泪给总理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任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在全球都在关注粮价的当下，他打破了多年来“不参与粮食问题讨论”的沉默，为本报作出这样的判断：

 

中国粮食的生产潜力是安全的，中国粮食安全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政策底线的。

 

 

19世纪马尔萨斯就提出过，在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为人类未来吃饭的问题表示出忧虑。10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更直接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李昌平的回答简单而充满信心，“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高峰的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

 

李昌平分析说，建国以来，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4亿多，在这30年中，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并且还是粮食净出口国。在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国人口又增长了4亿多，依然是粮食净出口国。以现有的人口增长速率计算，从2009年到2039年的30年，中国人口顶多增长1.8亿。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最高峰的中国，单纯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会比前两个30年小很多。

 

他的结论是，尽管未来30年，粮食产量的增长未必会超过前两个30年，但无论从土地利用、生产力水平，还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评估，中国粮食实现自给，应该不是太艰难的事。

 

李昌平分析了影响粮食生产的几个主要因素。

 

先是土地资源。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可利用耕地目前还有增长的可能。比如，三峡工程建设后，长江流域就新增了旱涝保收良田数千万亩。中国有60万个左右的村庄，至少占地4亿亩，如果能进行科学规划和整理，从中可以节约出1亿~2亿亩土地，作为耕地使用，增加的面积接近目前18亿亩耕地的10%。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各大流域和沿海增加人造地的潜力还很大。因此，在人口增长速率减缓的前提下，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从生产力水平和土地利用水平上看，我国中东部和四川等地，一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的粮食产量可以超过重庆、贵州、甘肃、宁夏、西藏、陕西、山西、青海等省市区的粮食总产量；随着技术进步促进装备农业、设施农业的发展，中部、西部、北方和东北，一亩大棚蔬菜生产量就相当于数亩大田的自然生产量，技术进步替代土地的潜力还非常大；随着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和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我国北方、西北等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也将大幅提高。

 

此外，生物技术的进步和现有品种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普及，粮食至少还有20％的增产潜力。将来会不会有袁隆平第二、第三，虽不敢肯定，但是可以期待。

 

李昌平认为，长期以来，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他们醒悟过来，选择“不玩了”，那么，本来可以安全的中国粮食问题，就会产生危险信号。目前，耕地撂荒、劳动力流失所显示的，正是这危险信号的第一征兆。

 

“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昌平说。

 

李昌平说，表面上看，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是保护农民的，其实不然。我们看看政府调控粮价、“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就明白了。

 

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耕时节抛售库存的粮食，控制市场上的粮价回落（尽管国际粮价在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政府会推出比上年稍高的保护价，以“钓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当千家万户的小农围绕政府的“魔棒”生产出粮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规定了“保护价”，市场上的非国营收购主体也会心照不宣地“搭保护价便车”——围绕保护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即使国际市场上的同期粮食价格在大幅上涨，也对国内粮食收购价格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政府和粮商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基本收购完毕后，粮食及其加工品会涨价一段时间，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抛售粮食，并出台新年保护价。

 

“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分散的小农是很难享受粮食涨价好处的，他们一旦觉悟，就会退出这场不公平的游戏。”李昌平说。

 

在李昌平看来，从长远来看不存在安全问题的中国粮食生产，却有可能因为政策失误，导致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也使围绕粮食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总收入中用来购买食品的比例）普遍很高，要保障10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是不可行的，因此，保护价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但其中，有些政策的底线却是不可逾越的。

 

首先要从政策上保证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不下降，并逐步提高。而今年的保护价，根本就没有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粮农的作用。李昌平以稻谷为例向记者解释：

 

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9％，早稻75元/ 50公斤，中稻76元/ 50公斤，晚稻79元/50公斤。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上涨都超过了20％以上，而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100％以上的前提条件下，粮食保护价9％的上涨远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显而易见，这不可能不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再者，今年早稻保护价也过低，不利于农民扩大复种指数，提高种粮效益。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早稻定价过低，我国的复种面积一直在下降，导致2000年前后5年粮食持续减产。今年的早稻定购价格依然比中稻价格低，晚稻价格也只比中稻价格高出3分钱/ 500克，这对促进“单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粮食产量和种粮比较效益作用不大。

 

从已发布的保护价看，李昌平估计今年的粮食产量维持去年的水平有点难，今年粮食收购期，农民会普遍惜售。增产停滞和普遍惜售，必将导致今年实际稻谷价格会超过早稻88元/ 50公斤，中稻86元/ 50公斤，晚稻90元/50公斤，并且，政府还会在粮食收购中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

 

 

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模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引出诸多争议、导致政权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李昌平看来，当前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经营模式也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认为1988年以来的土地政策，在维护粮食安全上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李昌平分析，因为“粮食安全”的理由，在1988年，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用权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被漠视。他认为，为“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对的，但剥夺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则只会加剧土地的被征占。政府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可获得巨大的独占地租。指望从中获得利益的地方政府来保护耕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虽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土地乱征乱占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仍然存在。

 

他提出，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要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护神，并有积极性造田和培养地力。

 

面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困境，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规模化、工业化的思路，把农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厂，把农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人。而在李昌平看来，这种“鼓励资本家下乡改造小农”，走“公司＋农户”的路子，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理论，具有极高的欺骗性。与之相反，他提出要“避免资本家改造小农，避免大规模土地兼并”。

 

李昌平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和公司大规模经营相比，虽然经营主体的收益没法比，但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20％以上的优势。中国如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就动摇了。不仅如此，现行粮食安全的流通和价格体系的基础也会随之瓦解。

 

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应该走政府扶持农民自主的现代化路子，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对中国粮食安全却是有利的。他认为，为了粮食安全和亿万小农的可持续生计，中国必须逐步加大对小农和小农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资本改造小农。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策略。

 

 

2007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鼓励大规模生产生物能源的新能源法案，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粮食供需形势，从长期上支撑了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

 

面对汽车与人争粮的新形势，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联合国一位官员曾表示：“在世界上还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时，却大规模利用粮食生产燃料加入汽车烧掉，这简直是在犯罪。”这一观点与李昌平基本一致，他认为，这一新问题的出现，使我国进入“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中国要避免跟随美国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竞赛。”李昌平说，“石油价格超过了100美元/桶，这为生物能源产业创造了前景。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但中国，将面对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李昌平提醒，未来一些年，美国将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大发展，中国绝不能跟风，因为中国的土地只能养人不能养车。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配合国际NGO，高举 “反对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粮食人权”的大旗，并大力倡导制定针对生物能源的惩罚性措施，维护人民吃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