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应邀出席广东科协论坛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方回应有关他十几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话题。他说：“我没当上院士，还是说明我水平不够，所以我今后还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但是有一点哦，我努力并不是为了当院士，当时我的态度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就在几天前，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袁隆平先生完全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他的落选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误会。
“历史误会”的说法，至少证明袁隆平曾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这样的背景下，袁隆平作何反应自然备受社会关注。一点也没有让人意外，这位专注于田畴、淡泊于名利的科学家选择了宽恕。没有对个人得失的睚眦必报，没有对过眼烟云的斤斤计较，正所谓言行见风范、举止释情怀。但袁隆平的不计较并不能成为有关方面不反省的理由，如果说一个袁隆平被阻止在中科院门外是历史的偶然的误会，那么这样的误会没有理由继续上演。
让人遗憾之处恰恰在于，袁隆平的遭遇并非个案。2007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本年度增选的18名外籍院士名单，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李爱珍一直未能当选中国院士。月亮当然不是外国的圆，但是当中国的科学家一而再地当选为他国院士，却无法获得国内承认的时候，难道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我国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吗？
事实上，对院士制度质疑的声音由来已久。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一项专题研究结论让舆论为之哗然：“中国院士制度不废除，中国的学术大师、工程大师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创新、高层次创新的天然屏障。”到了2005年，由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领衔、13名院士炮轰院士制度，甚至建议将其取消。这样的事实足以证明，我国的院士制度不仅病了很久，而且病情严重。
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很客气委婉地指出，两院院士的评选当中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有些不正之风。应该说，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路甬祥在解释袁隆平何以未能当选时披露，当时“比较强调的是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是否创造了新方法、新手段或者新思想，那就要求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对照院士章程这显然是“门户之见”，运用杂交方法的袁隆平只有被PK的宿命了。而袁隆平所说的“不正之风”已经演变为公然的腐败，一些水平不高的院士甚至是官员被选上，“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邹承鲁院士语）。在这种不透明、不公正的遴选机制下，袁隆平、李爱珍们的落选也就更不奇怪了。
人们对院士制度的诟病，并非局限于评选环节，院士头衔的权力化和利益化同样让人不能容忍。本来，院士只是一种国家荣誉，用于对科学家成就的褒奖。但是，这种头衔正在与越来越多的特权和利益挂钩，一些院士为了逐利甚至不惜放弃学术操守为利益集团代言。新近的例证是，引发舆论强烈质疑的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居然出自6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倡议。事件成为舆论焦点之后，真正敢于站出来撇清自己的院士少之又少。
宽恕是个人的美德，却非谬误继续存在的理由。袁隆平以自己的淡定开启了一扇关于制度反思的大门，只是不知道有关方面能否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足够珍惜？
（作者为潇湘晨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