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座可疑水碓开始发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埋藏在梯田下一座保存完整的造纸作坊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令人兴奋。此消息引起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和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高度重视。3月18日，考古界泰斗级专家和造纸界重量级专家一同赶到现场，勘察论证，并对外宣布：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年代最晚属于明代，还有宋、元时期的残迹，这座造纸作坊是我国首次科学发掘的造纸遗存，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发现比此遗址时间更早的！不仅如此，从现场遗迹来看，可以完整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

 

 

这项令考古界兴奋的考古发掘始于2005年。最先引起考古人员注意的是16座水碓。

 

从高安（江西省高安市）华林东溪村周岭自然村到樟树岭水库，大约5公里长的距离，沿水溪的两旁共分布有16座水碓遗址，这些水碓大多暴露在地表的杂草树丛中，也有的在稻田里。遗迹主要有放置水车的石砌水池，还有石臼、石板，但是木制水车、碓杆和用于引水的木制水槽却荡然无存。

 

在偏僻而且只有一百户村民的小山村里，分布着如此密集的水碓遗址，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不仅如此，周林村山高林密，山上长满毛竹，村庄周围有四条水溪环绕，又有非常多的青石，可以说，这些自然条件构成了造纸手工业良好的资源条件。

 

为调查16座水碓遗址的真正用途，考古队选择三座保存比较完整的水碓进行清理和发掘，其中1号水碓为一车带两碓的造型，水车池东南角有排水口，南面为工作间，在用石块堆砌的罗围里，安放着一个石臼和带有凹窝的长方形石板，这种石板在以前加工粮食的水碓中是没有的，应该是用来敲打粉碎竹段的。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领队肖发标说，通过发掘，确定除了一座水碓是村民专门用于舂米的生活型水碓，其他15座都是用于造纸用的生产型水碓。

 

 

有了造纸加工用的水碓，是否意味着还有造纸作坊遗址呢？为探究更多真相，考古人员开始了进一步试探性的发掘。

 

考古人员最终选择了周岭村东南方500米远的福纸庙。高安市博物馆馆长刘金成说，选择这个荒山野岭之地进行考古发掘，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福纸庙上游100米处已经发掘了一座完整的水碓，并且明显是用于加工纸浆的，其附近应该有造纸作坊；二是这里有座古老的福纸庙，据称是纸工造纸时祭祀用的；三是当地有村民反映，在这里的田地中耕作时碰到过石砌的墙基。

 

考古人员在山谷十几层梯田中挑选了一层最为宽阔的梯田，展开了面积为250平方米区域的发掘。令考古人员欣喜的是，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是发现的造纸遗迹却非常丰富，证明这里就是造纸作坊的遗迹。“主要有沤竹麻坑、烧灰碱的灰坑、蒸煮竹麻遗留的大片烧土区、晒料与拌灰的工作台以及沤竹麻坑的尾沙坑。”刘金成说。

 

 

那么，这个造纸作坊究竟属于什么年代？

 

“在发掘区共发现了宋元明三个时代的造纸作坊遗址，三个时代的遗迹地层叠压关系清楚，从沤竹麻坑由南宋的长方形土坑发展到元代的圆形石砌水塘，再到明代的分上游漂水塘与下游腌的石砌长方形水塘，明显可以看出三个时代的沤竹麻坑存在技术改进的演变。”肖发标认为。

 

18日下午，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和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专家在现场勘察后认定，从地层关系和遗迹出土的遗物来判定，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年代属于明代。在明代遗址之下，尚有宋、元时期的残迹，应更进一步解剖叠压关系，找出更明确的时代关系。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纸史委员会主任陈思亮说，目前国内还没有发现比这座造纸作坊遗址时间更早的。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著名的《天工开物》一书，将造竹纸分为五个步骤，与福纸庙造纸作坊部分遗址时代一致，且其功能相互关联，可以再现《天工开物》中的造纸情景，甚至比书中记载的更为详细。”肖发标说。

 

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至少可以细分为沤料、洗料、烧灰、拌灰、蒸煮、漂洗、曝晒等七道工序，如果再加上发掘区不远处的3号水碓，就组成了“造竹纸”从砍伐竹子到粉碎纸浆所需造纸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这为研究明代造纸技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这次论证不仅仅是国家考古界与造纸界首次联合进行，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更是我国考古工作者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造纸遗存。”在现场勘察之后，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和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专家经认真讨论形成意见，发掘出来的明代造纸作坊遗迹，基本上反映了从伐竹到制浆的工艺流程，对研究中国明代南方先进的造竹纸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更对探讨我国造纸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实际上，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从造纸技艺上来看，完整保留和记录着宋、元、明时期造纸科学的技术手段和各项技术资料，其次，还对古代水利学和环境生态学方面有研究价值，甚至对古代机械制造工艺技术同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