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在安徽省试行，首次将各种农业费以税收形式固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负担，带动了一部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

 

但农业税费改革的弊端也很明显，农业税应按照实际收入征收，但具体操作时很难做到据实征收。南方山区农民常散居在数十乃至数百个山头，每户种植情况不一，产量差异很大，无法准确测算农民种植了多少庄稼或经济作物；北方农村因分田到户，土地被割成若干地块，也无法具体测产。干部们只好“一刀切”，由村干部核实农民种植的耕地，不管实际收入而征收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农业税。农民为了少交税，故意隐瞒种地面积，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农民种植的土地“越量越少”。

 

农村税费改革至2004年停止，当年全国开始取消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再次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由取消特产税，到取消农业税，再到粮食直补，反映了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中央逐步推行惠农政策，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心。

 

粮食直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按计税面积补贴；按粮食播种面积补贴；按农民出售商品粮数量补贴。但是，无论哪种补贴方式，都要和农民种植的土地面积挂钩，农民为了得到那点直补费用，丈量土地时往往多报，以至于全国种粮的土地面积“越量越多”。

 

但是，粮食直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弃农进城”的势头。一是这点钱实在太少了，农民自己都看不上。2004年全国共有29省（区、市）粮食直补费用仅116亿元，分摊到每亩不足10元，每人不足15元（2007年山东等地可以达到每亩30元）；二是只有种植规定的粮食才有补贴，如某地规定只有种植小麦才有补贴，而种植玉米、花生、白薯等其他作物则没有；三是某些地方补贴费控制在村干部手里，农民想花自己的钱时，还需要到村干部那里取银行卡和要密码，农民嫌麻烦，往往懒得去花那点钱，积极性自然提不起来；四是农用物资涨价造成的种地成本早就抵消了国家的补贴, 如山东等地农用物资上涨率分别为：化肥12.5%，除草剂16%,农膜40%, 柴油35%。因此，粮食直补能否长期奏效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是土地“越量越少”的农业税费改革，还是土地“越量越多”的粮食直补，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巨大、农民贫困的严重现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指望农业这个关乎人类生存的行业赚到什么钱，相反需要政府加大投入鼓励农民种粮。我国农村人口占70%左右，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又占80%，是“少数人补贴多数人”。美国农民每户每年享受的各类补贴累计高达21万美元，农场主的收入40%左右来自政府对农业的补贴。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根本无法通过对农民补贴改变农民贫困落后状况。

 

从源头上解决农民种地积极性问题，得充分考虑增加农民收入，政府粮食直补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一户农民一年得不到百元的农业补贴（是美国农民的1.6万分之一），农民怎会把这个补贴当回事？中央政府应当从提高种地效益入手，减少种地成本。而要实现这点，必须充分挖掘城市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变国家直补为市场反馈，让农民腰包鼓起来。如农民生产有机食品，不靠数量而靠质量即可大幅度提高收入。城市高收入人群要明白优质必须优价的道理，同样是产品，服装、烟酒、电器价格可以相差十几倍乃至百倍，食品也应当有这个价格差，否则，你所消费的就是41～45天出笼的廉价“速成”鸡肉，这样的食物连农民自己都不吃；另外，还得花钱买药吃，因为欠安全食物明显会降低人体健康。

 

只有实现阶梯消费，才能使生态环境良好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增加收入，农民才有积极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且将用于购买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的投入变成生态循环农业的收入。如果中国农民实现了满足国内高消费群体的有机食品需求，还可以进一步瞄准发达国家的餐桌。在传统有机种植方面，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应当看好这个巨大市场，积极策划生态农业产业；国家应有计划地在全国进行试点，加大投入，培育新型有机农业产业，使农民早日摆脱“出力多、挣钱少”的不合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