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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博弈论第一人巫和懋执教北大 |
曾担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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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巫和懋教授,是首位因“赛局理论”(也称“博弈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斯·亚罗教授的学生,也是台湾最早钻研“赛局理论”的学者,可称为研究“赛局理论”的“台湾第一人”。
14年前,在美国呆了17年的巫和懋几乎是被“三顾茅庐”地请回了台湾。回台后,巫和懋成为“台湾经济学界‘新四人帮’”之一,他在台湾大学国际企业系EMBA的课,企业家们抢着上,座无虚席。
2006年夏天,巫和懋再度收拾行囊,离开台北,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了在大陆的执教生涯。
他为什么选择来北大?一年多来,他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对两岸的学术交流等又有什么样的思考?就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这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巫和懋。
为了理想到北大任教
记者:14年前,您从美国回到台湾,如今又决定来大陆,岛内传出“北大高薪挖角”等说法,但您很少去回应,您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巫:美国的薪水是台湾的3倍左右,我放弃美国的高薪回台湾,那不是为了台湾的薪水。去年我到北大来,也不是为了北大的薪水,而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来,当时回台湾也是为一个理想而回。
记者:两个理想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巫:这个理想就是想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做一些事情出来,希望不只是象牙塔的研究,而是希望对人民的生活能够有所改善,所以我回台湾后也参与政府政策咨询。另外,我也想训练好的学生,我在美国教书那么多年,训练的学生是美国人,我有失落感,所以我当时想要回台湾。去年会来大陆也是同样的想法,一方面,想要了解大陆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在大陆才能更了解,同时,也是希望训练一批新的人才出来。
另外,台湾发展的很多经验跟现在大陆碰到的很多问题有相通的地方,有些经验可以作一些参考,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关心社会,关心经济政策的走向,尽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台湾学生小资 大陆学生实际
记者:您在两岸都有丰富的执教经验,您觉得两岸的学生之间有什么需要彼此学习的?
巫:台湾的学生有可爱的地方,会比较自由思考些,常常很多学生有小资心态,完全追求自己的兴趣,不在乎以后的报酬是什么。他可以为了兴趣去学一个冷门的学科,为了兴趣会把一个很象牙塔的研究继续下去。这在大陆学生身上是比较少看到的,大陆学生比较想看到立刻的效果,实际得多,可是在做学问上面,有时候不能太追求实际。为了兴趣说起来是有点空洞,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对知识渴求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在大陆学生身上比较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学生创造性比大陆学生强的原因,因为创造性跟追求知识、好奇心是连在一起的。
记者:但好像两岸的学生都面临一个就业的问题?
巫:当然,台湾也有考虑实用的,但这个比例比大陆的少。再过几年,希望大陆有更多的学生是为了学术的追求、知识的追求而读书,不是为了以后多一个学位找工作比较容易而读书。
当然,我觉得台湾的学生很容易陷入小资情怀,为了自己的生活就把精力全花在上面,他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关怀的事情应更多,这样才可以帮助他成就比较大的成果。
台湾学者视野广 大陆学者格局大
记者:您已经在北大任专职教授一年多了,而您很早就来往于两岸,您觉得像您这样的学者到大陆来有什么优势吗?
巫:大陆的同仁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得非常深入,我学习的空间还很大,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角度。很多台湾学者受过西方训练,跟国际接轨的情况比较完全,他的视野包含了国际跟台湾的经验,或许对大陆会带来更广的视野,而且台湾学者做研究都比较规范,这或许对大陆学者在国际观、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上会有些冲击。当然,过来的人的个人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这两个都是台湾学者比较突出的特点。
记者:这也是台湾学者到大陆演讲、教学受欢迎的原因吗?
巫:对,台湾的老师与学生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台湾也比较多元化,你要学生能够加入你的讨论,就必须拉近距离。倒过来说,大陆的发展对台湾学者也有相当的冲击。我来大陆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编者注)这样的学者,他的格局和关怀是相当大的,这对台湾的学者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台湾的学者跟学生有相似的地方,看的问题经常比较小,格局、关怀也不太够。而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挑战性非常高,牵涉的范围也非常广,问题非常大,非常重要,全世界都重视,这些都会冲击台湾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包含整个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整个东亚的未来等研究都会有冲击。
另外,我觉得大陆开始回去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文化的基础令我感动。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中,可是现在台湾不太重视传统文化,反过来大陆比较重视去思考整个中华文化以后要怎样构成。我觉得怎么样把中华文化建构成一种可长可久的文化,也是值得台湾思考的,这些都会对台湾有所冲击。
希望看到大陆教授赴台任教
记者:虽然有挑战,但台湾越来越多像您这样的知名教授还是选择到大陆任教,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巫:这些年来,一直有台商过来大陆,可这是一个经济层面上的交流,你要跟人家交朋友到一定层次一定要有思想的交流,所以现在两岸交流到了这个地步,就一定要加强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应该是以后两岸交流的主轴,而不再是经贸交流了。
记者:其实,您很早就来到大陆,在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都有担任过客座和特聘教授,应该说,对两岸的文化交流有许多切身的感受。依您看,两岸在文化交流上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呢?
巫:文化交流要讨论的东西相当广泛,譬如说,怎样定位以后的中华文化,什么东西应该重视,什么东西应该扬弃,要重新思考以后的走向,这些是很重要的。现在两岸交流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有一天两岸统一的话,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在思想文化上,因为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是影响两岸交流的重要因素,所以我觉得以后的交流会将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需要多花精神。看到台商来大陆,老师、教授也来大陆,这是在经贸交流之后文化交流层次上应该出现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当然,也应该看到大陆教授去台湾任教,但是台湾不允许,就像台商可以来,但陆商不能去台湾,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两岸是一个非零和游戏
记者:“人生无处不权谋,生活处处是赛局”使得“博弈论”成为近代经济学的“显学”,尤其受到企业界的热捧。您是台湾最早钻研“博弈论”的学者,通俗地说,“博弈论”有什么样的作用?
巫:博弈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互动所衍生的策略选择、战略选择问题,它可以冲突,也可以合作,很多的选择受到参与者当时对整个博弈、整个赛局架构了解的程度的影响。可能一个比较冲突的场面经过清楚地了解之后,双方或许可以走向合作的一面,就是说从双输可能走向双赢。赛局理论这么多年的发展是在考虑冲突和合作,什么时候应该冲突,什么时候应该合作。但是,有时确实是没有办法避免冲突,特别是产业界,有时一定要征战之后才能够胜出,譬如沃尔玛就把好几家公司打败了,获得销售业的冠军,它走的是冲突的路子。当然,在很多的时候,也有合作的可能,就是在冲突中怎么样获利获胜,不能将对方全部打死,譬如在一个产业里面同时有几家存在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共存、合作下去,这就是博弈论中要讨论的问题。博弈论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不只是企业的竞争,还有个人的决策,甚至是国家外交这些方面都有博弈论应用的空间。
记者:按照您的研究,博弈论也可以应用到两岸的竞合当中,那您在两岸都建言献策,对于两岸的冲突与合作,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巫:两岸是一个非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赢家的获利总额始终等于输家的损失总额,游戏过程是封闭的且不创造任何价值,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所以称之为“零和游戏”。编者注),不是你死我活,它可能通过一定的安排,中间步骤的采取,走向双赢。目前的情况是,拒绝双赢的一方是台湾方面,但是,还有别的空间存在,或许还可以通过很多的管道,试着让双方走向双赢的局面。博弈论在这上面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考,可以帮助双方更理性地、更清楚地做出他们正确的决定。当然,必须对很多结果做一个很透彻的分析,像是对台湾做一些决策,台湾有很多的政论家、知识分子担心,这其实就是一个调节互动的过程。问题是在台湾,执政者和不清楚的民众并不了解博弈的结果,如果博弈的结果能很清楚地传达给民众,让选民多了解这个结果,这些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操纵了。因此,还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