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92岁的中科院院士吴征镒，一生与草木结缘，随便拿来一朵花、一粒种子、一片叶子，他即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其名、其由来，经他发现和命名的植物就有1766种(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他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他和胡先、秦仁昌等为代表的3代中国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采访期间，一种感觉始终萦绕在记者心头——或许，他专为这些草木而生、而来。
(一)
学界公认，吴征镒对中国植物学界的贡献有三：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阐述了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即使是植物学的门外汉，单想想我国的基本国情————地大物博，就可以掂出这三大贡献的分量了。
中国植物到底有多少种？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给出了答案——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中国植物志》的编撰是高等植物多样性研究的基础科学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的一部，而吴征镒完成了全套约2/3的编研任务。吴征镒于1938年至1947年间，经过野外考察、模式标本照片和对文献的比较研究，所完成的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中国植物志》编著最基础、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吴征镒还积极推动了其国际合作，其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出版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问题。吴征镒通过对当时中国种子植物已知约3300属的分布格局的研究，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和31个变型，结合大陆漂移学说，在进化的背景下，分析了每种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渊源，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和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吴征镒首次提出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其划分为18个大的分布区类型。这是世界上至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显示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研究特色。1956年，吴征镒和钱崇澍、陈昌笃在区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植被分区”，该原创性的区划，成为后来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的重要科学基础。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却又是一对很容易矛盾的概念。吴征镒在科研实践过程中，突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理念。1956年，吴征镒便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在云南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总面积达1515350万公顷。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于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橡胶曾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的重点物资。根据国家需求，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吴征镒多次率队深入云南南部实地考察，和罗宗洛、李庆逵院士等一起，从植物地理学、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等角度解决了我国大面积种植橡胶的技术问题，为在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为满足当时国家的战略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海南和西双版纳已经成为我国的橡胶基地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二)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采访期间，记者从吴院士的同事和学生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在说起为何吴院士能获得今天的成就时，大家说到他出奇的博闻强记之后，难免要强调“吴先生也非常勤奋”，而提到他勤勉用功之后，又不得不在最后缀上一句“不过，吴先生的记忆力的确是太神奇了!”或许对于这些科学大家，天资和勤奋，真的是缺一不可吧。
即使是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以“吴征镒”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和著作，都是吴院士亲自执笔之作，一点也不含糊。论著的编辑和梳理工作，一般由吴院士的学生承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是吴院士培养的第一批博士，李德铢对老师自是钦佩有加，“吴先生的字非常小，他的一页字的容量往往是我们三四页字的容量，我们编辑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去请教吴先生，任意植物名词的索引书名、作者、年代，他都会记得非常清楚、准确。包括大多数植物的拉丁名字，吴先生都很轻松地就能写出来。”
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真的仅仅是天资吗？在昆明标本馆的资料室里，记者找到了答案。在标本馆馆长彭华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了1938年至1947年，吴征镒那3万多张卡片中的一部分。随便拿出一张，前面是标本照片或图示，背面密密麻麻写着该植物的基本资料，吴院士的字的确很小，英文字母个个小如喜蛛。正是这些植物身份证为日后的《中国植物志》的编写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3万余张卡片都是吴征镒10年间在标本馆，对照文献资料、标本照片，结合野外经验，边考察、边记录、边整理的结果。彭华说，“时至今日，研究所的学生们要想查查资料，依然会用到这些卡片。”
吴院士有个外号——“摔跤冠军”，此摔跤非体育运动的摔跤。长期跟吴院士共事的武素功老先生一提起这个就笑起来，“吴先生是平足，所以他在野外考察时经常摔跟头，即使这样仍没有阻止他坚持野外考察，逢雨季，经常摔得浑身是泥，甚至摔伤。”昆明植物所老所长周俊院士也一直与吴院士共事，“1963年，我和吴先生考察文山西畴植物，一次他在密林中跌了一跤，坐在地上左顾右盼，见到了白色寄生植物，拿在手上一看，就认出了是锡杖兰，这是中国分布的新记录。”
为了解全国的植物，吴征镒的脚步遍布大江南北，他走遍了全国的大部分省份，年近花甲，还入藏两次，走了青藏、川藏、滇藏3条干线，主编了《西藏植物志》。吴征镒通过在云南实地考察，历时33年编撰、完成了《云南植物志》……
李德铢了解老师的心思，“世界五大洲，吴先生在四大洲实地考察过，他最大的遗憾是至今没有去过非洲。”
如果说，吴征镒确有“神奇”的博闻强记，我想，这几十年来他摔过的跟头，或许是这奇迹最好的诠释。
(三)
在没有去采访之前，我想，科研对于92岁的吴征镒来讲，一定已经是功成名就的过去了。
出人意料的是，从吴院士的秘书杨云珊那里得知，老先生现在依然在坚持工作。2006年，吴院士着手整理研究我国清代著名的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研究我国植物考据学。“2006年底，每天还要工作3至4个小时。”杨云珊说。
吴院士2007年受人盛情邀请，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典》的主编，直到记者采访之前的一个星期，他还在亲自为《大典》做工作，查古文，工作涉及到查看1300多种书目。“只是吴先生的眼睛越来越不灵光了，现在主要靠我们跟他讲，给他念。”杨云珊介绍说，“吴先生说，既然当了主编，就要真正负起责任。”
我对这位老人愈加敬重，同时愈加好奇。终于盼到了与他见面采访的机会，问起他的“获奖感言”，这位92岁的老人真诚地说，“得到这个奖，我很惶恐，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拿我的肩膀给年轻人当垫脚石，希望他们不人云亦云，继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