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吴征镒，这位一生与草木打交道的科学家，凭借他对我国和世界植物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在92岁高龄之际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结缘草木

 

见到吴征镒是在他位于昆明的家中。身体的原因让这位92岁的老人几乎已经足不出户。

 

吴征镒家所在的这个居民小区草木扶疏，很多人家的阳台上都种了漂亮的花草。可这位一生研究植物的科学家家里却什么植物也没有种。

 

那些花草树叶都清清楚楚地记在他的脑子里、心里。

 

“现在我的身体不行了，做不了什么事情了。我搞了一辈子植物学研究，仍感到学无止境。”这位老科学家说。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

 

他经常对年轻人讲述这八个字的意义，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吴征镒和植物打交道，第一位启蒙老师竟是家里的后花园。那时才五六岁的他最爱去花园里玩耍，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让他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长大些开始读书了，吴征镒最爱读的书是家里收藏的一本清代人撰写的《植物名实图考》。他对着这本书的图谱，去花园里认识那些以前叫不上名字的花草，乐在其中。

 

人们哪会想到，就是这个小时候喜欢琢磨花花草草的孩子，后来竟成了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大植物学家。

 

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一辈子沉浸在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中，践行着“极命草木”的精神。

 

他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建立了户口本。他在这部历时45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研任务，并重点完成了一些大科、难科的研究。

 

在七十多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他全面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种子植物的组成和来龙去脉问题，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等创新观点。他对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的论述，是植物学、生态学领域的经典篇目。

 

他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提出了诸多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设想和建议。1956年他率先向国家提出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提出了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具体方案。1999年，他又提出了建立国家“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

 

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

 

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长李德铢告诉记者，由于对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吴征镒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这样的赞誉来自于吴征镒对植物学研究的热爱和数十年的潜心积累。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他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

 

他还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抄录和整理了我国高等植物各种属的文献记载，以及这些植物的分布，完成了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后来《中国植物志》最基本的资料之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在“牛棚”中完成了《新华本草纲要》的初稿，对当时中草药名物混乱的情况进行了大量校订，为我国中草药的规范化、科学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样评价吴征镒。

 

“摔跤冠军”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以花甲之龄，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塔什库尔干沙漠里的仙人掌与他说着只有他才懂的语言。

 

植物王国云南更是吴征镒考察最频繁的地区。每逢雨季，云南的红土地让这位植物学家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吴征镒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经常摔跟头。

 

“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但是他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在考察的基础上，吴征镒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地区植物志，还主持或参与了《中国种子植物数据库》《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编写工作。这些积累和研究为现在生物多样性、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学等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吴征镒先后参加和主持了《全国植被区划》《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志》等大型专著的编写工作。他总是自己做最基础的工作，从野外考察，到写出名录，再带领大家分科分属编写。除了植物的名称，科、属、种，定名人，发表日期，分布区及用途外，他还详细描述历代植物文献中的记载，一丝不苟。“在担任《中国植物志》主编的时候，凡是他看过的稿子，他都要仔细审核校对，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地修改，有时候审稿的意见比稿子本身字数还多。”昆明植物所副所长刘吉开说，他不用查阅任何工具书，总能给每一篇稿子把好关。

 

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壮心不已

 

直到耄耋之年，吴征镒仍在关注着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身边的助手、学生交流信息。

 

“这一年多来，他的眼睛不行了，耳朵背，行动不便，但他仍坚持每天工作3个小时。”他的秘书杨云珊说。

 

2003年、2004年、2006年，吴征镒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了三部共计430余万字的专著；2006年，他率领弟子着手整理研究我国清代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开启了我国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新篇；2007年，他在91岁高龄的时候应邀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

 

“吴老为《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编撰做了很多铺路搭桥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　吴征镒的助手吕春朝说。

 

由于编撰大典要在上万本古籍中寻找与生物学有关的资料，吴征镒凭借数十年的积累列出了1300多种有价值的参考书目。他还凭惊人的记忆力，对史籍中提到的各种植物进行正本清源，并一一标注了拉丁文学名。

 

当得知自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时候，这位一生淡泊名利的老科学家说：“我的工作是大家齐心协力做的居多，今天个人得到国家如此重大的褒奖，我只能尽有生之力，多带一些年轻人，带他们走到科学研究的正路上。我的能力有限，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后来居上，我愿意把我的肩膀给大家做垫脚石。”

 

92岁的吴征镒，爱着每一片绿叶，他的生命之树也因此而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