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于北京。短短50年，中科大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一所研究型大学。她不仅人才优秀、科研突出，而且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色。校庆前夕，该校党委书记郭传杰在中国科学院大楼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
《科学时报》：郭书记，中国科大即将迎来50周年华诞。半个世纪来，科大英才辈出、成就卓著，并形成了特色独具的大学文化。您也曾说过，文化是大学的名片。就您来看，在科大的这张名片上，印有哪几种文化的元素呢？
郭传杰：科大的文化内涵是很丰厚的，文化特色也很明显。但用哪几个字来概括科大文化，见仁见智，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当然，这本身也体现了科大文化的一个特点。我个人看法，求实、创新、报国这几个词在科大的文化名片上是不会少的。“文化是大学的名片”，这种说法，过去我是讲过。但现在认真细想想，这个比喻并不完全准确。
《科学时报》：那是否有更加准确的比喻？
郭传杰：名片是一种符号载体，很表观性的。看到人家递过来的名片，知道了他的名字、工作单位，但还不真正了解这个人。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它的基本价值观。从教学到科研，从教授到学生，从言谈举止到校园风物，无不渗透着这种灵魂性的东西，仅凭一纸名片是显现不出、承载不了的，要在校园里细心观察、体悟，才能逐步感知。
《科学时报》：我记得您曾经这样入微地形容过科大的学生：“背个大书包，走路急匆匆的。眼睛一般是直视前方，稍稍偏下一点，既不昂首朝天，也不左顾右盼，似乎总是边走边思考着事儿。独行的时候较多。即使两三个人一起边说边走，彼此间也保持着一定距离，不会交头接耳、勾肩搭背的，很少见一群人边走边闹的情形。”这与别的学校相比确实不同。大概这就是科大校园的“行为文化”吧！
郭传杰：真正的一流大学，都会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有自己独特的“味儿”。凡是大学，都有学生学习、教授上课，似乎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因各自校风、学风的差异，决定着校与校之间的极大不同。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没什么了不起；要指出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寺院与教堂，也不能说很难。但要是能看出同中之异或指出异中之同，就不简单了。我认为，所谓大学特色，就是能分出“同中之异”的东西，能区分这所大学与那所大学的东西。
《科学时报》：一个大学要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科大从建校到现在仅仅50年，怎么会形成这么深厚的文化特色呢？
郭传杰：这个问题提得好。某种文化的形成或除去，都需要以时间为代价。世界知名大学多数历史悠久，最古老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已900多岁了，剑桥、哈佛也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也是如此，名校多是百岁高龄的。唯独跻身于国内一流前列的中国科大，刚刚年过半百，文化是怎样积淀起来的？其实，这与她的创建过程和成长土壤密切相关。
50年前，中国最有名的一批科学大家依靠中国科学院这个平台，倡议并联手打造了这个使命不凡的大学。中国科学院和这批科学大家的文化特质，如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爱国奉献、科学民主等，都作为基因在这个新型的大学得到了全面的转移和表达。从科学院到科大，你几乎感觉不到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类似的文化传承情况还有，如西南联大虽然只有短暂的8年校史，由于她是继承并弘扬了北大、清华、南开的优秀文化，终于演绎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创造了我国大学文化的辉煌高峰。
《科学时报》：据我了解，科大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下迁到了合肥，并在那里度过了她2/3的岁月。这对科大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郭传杰：这在以前可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有人问我：如果科大不下迁，现在会怎样？我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硬要去设想，我以为肯定会发展得更好。不过，从文化上看，也是有利有弊的。
《科学时报》：怎么讲？
郭传杰：记得老舍先生上世纪30年代曾经说过：一所大学有点像一个人，她的特色总多少与她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合肥这地方，少一些大城市的喧嚣浮华，比较纯朴、实在、淡雅、宁静。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大潮澎湃的时代，对我们维系并弘扬纯洁、实信、刻苦的学风、校风，不是大有比较优势吗？当然，要培养出世界一流的英才人物，还需要便捷的信息、广阔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扬长补短。既要脚踏实地，又要高瞻远瞩；既要坚守淡定，又要有世界眼光。
《科学时报》：大学文化对大学的建设发展的确非常重要。那么，您认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是什么关系呢？
郭传杰：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凡中国的大学都有个实体的围墙，厚厚实实的，这些年有所改观，有的变成栅栏透绿的。西方的大学则都没有围墙。但是，在我们这里，社会上有的风气，学校里都有，哪怕是很世俗、很龌龊的，也很容易进入到校园，厚大的围墙起不了阻隔作用。而在美国的知名大学则不同，它们没有围墙，甚至还允许公交车穿过，但却似有一圈围墙。进其校园，视觉、气味上就不一样。那路，那树，那楼，那人，一下子让你少些浮躁、少些功利，心境宁静、淡定一点，超然、神圣一点。这个“墙”是无形的，其实，它就是大学文化，在无形中发挥了透析、过滤的功能。
《科学时报》：您的这个观察很细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大学与社会之间要一座文化的“围墙”？
郭传杰：是这个意思。现代大学首先必须是开放的，自我封闭产生“熵”增加，象牙塔没有出路！开放才能感受时代的脉搏，才能了解社会的需求，培养的人才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一流大学在先进文化的创新和传播方面负有重要使命，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应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因此，大学校园既要与社会充分开放、交流，又要有所差别，不能社会上有什么，学校里也有什么。大学与社会既有交融互动，又得有点距离，不能让社会上的所有风风雨雨毫无选择、毫无遮挡地在校园内复制、演绎。譬如，大学就不能搞“官本位”，不能追求浮躁、浮华，不能搞“模式化”、等级化，模式化、等级化与创新是不兼容的。科大就是要强调学术的自由和管理的民主，提倡纯真平实、宁静雅淡。我们开会通常不设主席台。彼此称呼讨厌称官衔。而这些的实现，靠的就是科大有个文化的“围墙”。
《科学时报》：听说您3年前就说,科大的校庆筹备也要提前3年进行。但不是去大搞土建、修大门，也不是为校庆日开盛大隆重的大会。而是花上两三年，调动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好好梳理科大文化传统、提炼科大精神。
郭传杰：是的，我们也是这么干的。校庆，既是对过去不凡岁月的纪念，更是面向未来新的起航。而优秀先进的文化，既为新航程把向，又是新航的动力。
《科学时报》：我注意到，你们在制订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时，对目标的提法分了两步。第一步，进入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行列，时程是2018年左右，那时正好是科大建校60周年。第二步，建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但尚未明确具体日程表。这是为什么？
郭传杰：这与我们对“世界一流”的理解，以及对我们目前差距的认知有关。科大的基本品格是追求卓越，不为二流，拒绝平庸。前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流大学”热，颇有点“大跃进”的味道。这跟我们的国情、舆情有关，所谓上呼下应、一呼百应。我认为，说世界一流，与其说是目标，还不如说是追求更合适。这是因为：一、“一流”不是自称、自定的，要靠学界、社会去评判；二、“一流”虽也有些评价标准，但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既含水平、硬件条件等可量化的内容，更有理念、气质、禀赋、声誉等难以评价的元素；三、“一流”还是动态的，你发展，人家也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时代感；四、也是最要紧的原因，“世界一流”是很高的标杆。世界的大学据说有四五万所，现代大学最老的已有八九百年，但在世人心目中，能真正称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学能有几何？世界一流大学必有若干世界级大师。仅比照这一条，谁敢妄称“一流”呢？所以，与其常把“一流”当做口号去喊，还不如埋头不懈地去追求。
《科学时报》：祝愿中国科大在未来的岁月里走得更好更快，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郭传杰：谢谢。这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科学时报》 (2008-9-17 热烈祝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5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