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门学科综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这三大领域？有，社会生物学！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将缩小为生物学里的特化的分支；历史、传记及小说，则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报告；至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加起来，也只不过构成单一一种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而已。”
2008年的夏天，自1975年推出伊始就备受争议也备受推崇的科学巨著《社会生物学》的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中国出版。
迟来的盛宴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社会生物学》英文原著就已经进驻北京图书馆了。1985年，由李昆峰编译的《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列入赫赫有名的“走向未来丛书”推出——这使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社会生物学”这回事，第一次知道了爱德华·O·威尔逊这个名字。
不过，该版本只是挑选了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的一部分内容进行编译。据说，这个编译本当时发行了十几万册。由于“走向未来丛书”为中国读者所珍爱，如今，藏有这个编译本的中国读者应当在“万”的量级上，而记者获悉，许多中国学者家中都收藏了《社会生物学》的英文原著。
一部国外在30多年前就已推出的巨著，为什么国内迟至今年才出版完整的中译本？“原因主要是部头太大，翻译难度太大。” 《社会生物学》中译本编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事业部主任范春萍告诉记者。
据了解，七八年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王庆仁曾组织人翻译《社会生物学》，但因为该书涉及的学科太多，校译的难度非常大，遗憾地以失败告终。
大概四五年前的一天，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副局长田洺与范春萍聊起了《社会生物学》。曾经从事过生物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田洺极力推荐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他对范春萍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应该让国内读者看到它。”
作为资深编辑的范春萍是个科普的痴迷者，知道了一本好书而又不能出版就会耿耿于怀。于是，她听取了田洺的建议，设法买到这本书的中译出版权，并开始寻找合适的译者。
由于该书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她最终找了4位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译者来共同翻译此书，以保证其译文的质量。该书译者中，毛盛贤是从事数量和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教授，孙港波是历史学教授，刘耳是社会学教授，刘晓君是科技哲学副教授。毛盛贤早年留英，刘耳早年留美。孙港波、刘耳和刘晓君都拥有博士学位。
“对爱书人而言，《社会生物学》无疑是一道学术、智慧、文化及精神的盛宴。”范春萍说：“这部书中的内容能被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人类研究得如此细致，又能写成这样一本大书，本身就是个奇迹。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我常常不自觉地惊叹威尔逊真是个神人，惊叹他如何能写出这样的好书。这本书视野宏大、结构严谨、视角犀利、层次分明，特别是细节精致。这也是我读这部书稿最深的印象之一。”
同样痴迷科普的《大众科技报》总编辑助理、《社会生物学》中译本的特约编辑尹传红，对威尔逊敢为人先的探索勇气和《社会生物学》的博大精深也激赏不已。他告诉记者，2005年夏秋之间，他花了几乎整整３个月的业余时间，把100多万字的《社会生物学》中译初稿细读了一遍，“边读边改边思考，不时为作者的旁征博引和精妙推论而震撼”。
尹传红还记得当初范春萍鼓动他加盟《社会生物学》编辑工作时“放”的一句话：“这活儿你要是不接以后准得后悔！”如今3年过去，再回首，尹传红说做特约编辑的那番辛苦“的确很值”：既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开阔了科普创作的视野，又“上了一堂很好的科学方法和逻辑思维课”。而记者听说，该书一位译者曾表示，译完此书后他甚至在考虑是不是要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由于社会生物学涉及学科众多，这便给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考古学、文化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框架和思路。王庆仁赞叹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完整地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是做了一件好事，对中国学术界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贡献。
“坦率地讲，《社会生物学》可谓生物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生物学中一本最系统全面的经典著作。”田洺说，该书“阐述的线索清晰明了，涵盖了大量事实和数据，它是从综合的角度研究社会行为学的奠基之作。这部科学的经典，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必读之书，值得现今的大学生阅读四五遍”。
投身到社会生物学中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威尔逊是一位重点研究蚂蚁的昆虫学家。他对社会生物学感兴趣，源于1956年1月和他的第一个研究生艾尔特曼开始的一项“特别的动物学研究计划”。
在波多黎各东海岸外的小岛凯佑圣地牙哥观察恒河猴群后，威尔逊着迷于猴群中的管理职别、联盟、血亲关系、争夺领地、恐吓等现象。他和艾尔特曼想到：“所有可以掌握在手中的社会动物资料整合在一起时，或许可以冠上只是处于雏形时期的‘社会生物学’之名。”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族群生物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力量愈来愈扎实，威尔逊对其与社会生物学的相关性也越来越有信心。1964年，他指出“社会就是族群，两者应该适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观念，以作为族群生物学的延伸。威尔逊希望自己能对昆虫的分类、解剖构造、生活史、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等作出一份总结，并以此作为示范来说明族群生物学的组织力量。1971年，他写出《昆虫社会》一书，向世人展现了他对社会性昆虫的视野，同时传达出他眼中社会生物学的乐观前景：“虽然脊椎动物和昆虫之间的种系发生源头非常遥远，而且两者间不论是个体还是非个体之间的沟通系统也具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这两类动物所进化出的社会行为、复杂程度却很近似，而且许多重要细节也颇为一致……社会生物学将从族群生物学以及行为生物学等学科中衍生出来，发展成一门独立、成熟的科学。”
随后，威尔逊将其研究延伸到了社会性昆虫之外的脊椎动物学。这一延伸使他心中萌生了研究的“野心”：“将族群生物各学科里的社会生物学‘全部’组织起来。”于是，在完成了《昆虫社会》后，他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生物学》一书。威尔逊说，撰写这两部综合理论著作的那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威尔逊希望《社会生物学》能作为这类理论的一个网络，“像是一本随身携带的手册，而绝不是像一本百科全书”。他把所有和“社会性”有关系的动物都搜罗其中，从群居的细菌和阿米巴原虫，到成群结队的猴子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并指出了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尖峰”：“群居动物的社会最先独立进化出来，尔后组织变得更复杂或精密，最后则拥有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遗传结构及组织形态。”而“尖峰”的代表性动物分别是珊瑚、管水母类及其他无脊椎动物；社会性昆虫；社会性脊椎动物；最后则是人。因此，《社会生物学》依次按照4次“尖峰”的顺序展开阐释。田洺评价说，威尔逊在该书中将群选择和亲选择理论应用的范围更广。
激荡不已的争论
1975年《社会生物学》问世后，被誉为社会生物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1989年，被国际动物行为协会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著作，其重要性超过了达尔文187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部惊世骇俗的经典之作在创立了一个新学科的同时，也触发了一轮围绕先天和后天的古老争论。
尽管得到了很多同仁的赞誉，但更广为人知的是，《社会生物学》中的第27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却也成为当时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猛烈抨击的对象，反对者强烈反对人的社会行为（即人的天性）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其中对威尔逊攻击最激烈的要数著名的进化遗传学家理查德·勒沃汀和斯蒂芬·古尔德。1978年，威尔逊在参加一次社会生物学的讨论会时，被国际反种族主义协会的一名支持者当众泼了一瓶冷水。
该书中备受争议的第27章被扣上了“基因决定论”的帽子。对此，威尔逊解释说，《社会生物学》中强调的是“人性的共通之心，而非文化的差异所在”。他称该书的目的在于颂扬进化生物学里的多样性，在于展示进化生物学里的智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动物章节和人类章节的整体分量超过了其两者的总和，因为讨论人类的章节因动物学文献增添了可信度，而有关动物的章节则因为和人类行为具有相关性，而增加了知识分量。
在《社会生物学》中只不过是延伸了威尔逊感兴趣的主体，由蚂蚁拓展到社会性昆虫，再推广到脊椎动物及人类。他相信：“进化生物学应该能充作社会科学的基础。”
对第27章中存在的争论，田洺曾在《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的译者序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科学中最没有价值的理论并不是遭到人们批评的理论，而是不值得人们理睬的理论。在某些时候，有些具有良知的科学家慎重地尽量不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说明一些人类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在慎重的同时，还需要有勇气去大胆尝试，在批评甚至抨击中作出不断调整。
田洺认为：“如果一种科学理论一经提出便招致人们的批评，说明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创造性，招致的批评越是猛烈，说明这个理论的价值越大。也许这种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毕竟揭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中所存在的问题或者不足，从而使人们重新考虑一些认识，这样便促进了学术的进步”。
“《社会生物学》展现出了威尔逊最大的优点——敢想、敢闯，一种勇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突破的探索精神。”王庆仁教授说，尤其是从综合的角度来认识生物，有创意的就是联系到了人，包括人的社会、文化。此外，该书收集资料浩繁、极为丰富，现在也鲜有能跟他媲美的人。
王庆仁说，生物学本来就不仅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生物的特点，还要研究生物的社会性。其实，威尔逊在研究社会生物学过程中指出人的一部分社会性由基因决定时，他的脑子里并没有种族的歧视，而只有科学。现代的科学研究结果多少还是有利于他的理论。只要用科学去认识，就能发现他的结论是合理的。在科学研究上不能为了种族平等就不去研究社会、生物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过程中应突破这个禁区。正是这种突破禁区的探索才有了后人对其研究的不断完善。
威尔逊在其《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也是其基因组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批驳了人类社会行为性状没有遗传基础的论调。著名学者武夷山表示，人确实也是动物，从哲学角度上来说，有天使的特点，又具有魔鬼的特点，所谓魔鬼的特点就是与低等动物共同的那些自然性的、非文化性的东西。比如关于犯罪问题的对策，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偏于强调教育、教化的那一面，但如果我们注意汲取社会生物学的启示，就会知道降低人口密度对于降低犯罪率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此译者之一毛盛贤指出，有研究表明，两个有遗传差异的个体，在相同或不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依次可导致个体发育和神经元的差异，最终导致社会行为性状的差异。毛盛贤认为，对非人类和人类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其中包括行为或本性的研究，必将会更科学地认识人类自身本性的共性和差异性，并承认和尊重这种共性和差异性，使得人类能更和谐地相处在人类的家园——地球上。
《科学时报》 (2008-8-21 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