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2日，投资超过一亿元的位于奥体中心的中国兴奋剂检测大楼正式挂牌，虽然这所承担着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任务的大楼外观并不太引人注目，但奥运会期间这里无疑将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尽管在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都有各国运动员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但与此同时几乎历届奥运会也难逃兴奋剂丑闻的困扰，兴奋剂问题成为国际奥委会与运动员之间的一场没有终点的博弈。
众名将败在兴奋剂检测中
在距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夺冠热门之一的意大利世界头号花剑选手巴尔蒂尼不幸败在一项兴奋剂检测中。检测结果显示，22岁的巴尔蒂尼在7月基辅举行的欧锦赛中服用了违禁药物利尿磺胺，他也因此被驱逐出由名将卡萨拉领衔的意大利花剑队伍，无缘北京奥运会。
此前一天，国际奥组委正式宣布，剥夺美国队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的4×400米接力金牌，原因是成员之一的安东尼奥·佩特格鲁承认服用了违禁药物。今年5月，美国前世界冠军佩特格鲁承认，在跟随格拉汉姆教练训练时，他使用了6年的禁药，以便提高自己的比赛成绩。为了保持状态，1997年至2003年间，佩特格鲁使用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和人体生长激素（HGH）两种违禁药物。而震惊世界的格拉汉姆禁药案还涉及了女飞人琼斯、蒙哥马利在内的一大批美国田径巨星。
美国游泳协会也在北京奥运会前一周正式宣布，在7月份美国奥运游泳选拔赛中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的著名女选手哈迪将无缘北京奥运会。哈迪是前100米蛙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她也是这个项目强有力的奖牌争夺者。虽然哈迪表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药检会呈阳性并提出上诉，但最终希望还是破灭了。
难有一方净土
“更高、更快、更强”是奥运会的口号，为了这个目标，许多运动员通过平时的艰苦训练使自己的运动成绩不断提高。但随着赛事奖金的大幅度增加和竞争的日趋激烈，有的运动员开始另辟蹊径，通过服用兴奋剂来取得体能上的优势，依靠药物来拓展自己的能力，以达到夺取金牌的目的，这也使得100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场难有一方净土。
国际奥运会对兴奋剂的定义是：参与或准备参与体育竞技比赛的运动员通过采用某些药物，出于非治疗目的或以非正常剂量摄入体内，以及用不正常途径摄入生理性物质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企图以运动训练以外的方式增强或辅助增强自身体能，达到提高比赛成绩和战胜对手的目的，上述行为即为服用兴奋剂。
从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起，运动员就尝试饮用各种白兰地或葡萄酒混合饮料或者食用蘑菇，以便获得附加的“力量”来战胜对手。不过，由于当时不存在任何禁用规定，靠“外力”取胜还谈不上是什么不道德的欺骗行为。
但在近代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来提高运动成绩的却是大有人在。最早服用兴奋剂的历史可追溯到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当时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西柯斯服用了大量混合了鸡蛋清的“的士宁”，这也成为现在奥运史上第一位有案可查的服药选手。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的士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仿，滥用药物之风愈演愈烈。
据统计，截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在夏季奥运会的主要赛项田径项目中，世界各国共查处了140多起兴奋剂案例，其中包括许多奥运会冠军或世界纪录保持者。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有11名运动员在赛内和赛外药检中被查出使用了兴奋剂，而另有近80名选手因药检呈阳性而被驱逐出奥运村或被禁赛。围绕悉尼奥运会，前前后后卷入兴奋剂事件的国家超过30多个；2004年的希腊雅典奥运会同样不断爆出兴奋剂丑闻，多名选手因此被取消奖牌。
来自基因兴奋剂的挑战
为追求１毫秒、１厘米成绩的提高，一些运动员挖空心思，并且早早地把眼光盯上了医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4年3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Sweeney等发表了一篇用基因疗法治疗因衰老或疾病导致肌营养不良的研究论文，希望通过基因治疗来造福肌营养缺乏症的病人。研究人员通过提高人体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的水平来促进肌肉的再生。文章发表后，Sweeney就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和E-mail包围，其中一半来自患者，另一半则来自从生理上看可能最不需要接受这种治疗的职业运动员。他们希望将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成绩的基因植入体内，借助基因疗法进行不公平的竞赛，基因兴奋剂由此诞生了。
基因兴奋剂是指通过改良遗传学成分来使机体产生更多激素、蛋白或其他天然物质，从而增进运动能力。基因兴奋剂是随着基因治疗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但它与普通基因治疗不同的是，其服务对象从患者变成了健康的职业运动员，目的则是帮助他们获取竞技优势。
基因兴奋剂之所以令运动员青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隐蔽性。与EPO等传统兴奋剂不同，利用基因技术在人体内产生的激素或蛋白质是内源性的，这些化学物质与正常的体内固有基因产物完全一样，仅在局部肌肉组织中合成，不进入血液循环，尿样和血样检测都无法查出，只有对运动员进行详细的DNA检测，否则不易被检测出来，而目前DNA检测尚未被国际奥委会批准使用。
在第三届国际体育界基因兴奋剂学术研讨会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永奎斯特表示，目前还没有检测使用基因兴奋剂的方法，也没有任何基因兴奋剂曾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信息。但永奎斯特强调，尽管基因兴奋剂本身相对并不是特别复杂，但很难保证基因技术作为兴奋剂被使用后的安全性，任何此类尝试对生命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禁药名单越来越长
兴奋剂源于药物，但又不是某一种单一的药物。早期的兴奋剂只有少数几种，但近20年来每年都有所增加且种类越来越多，这的确令国际奥委会感到头痛。2008年，国际奥委会最新公布的违禁药品种类已经上升到9种，并且还有3种违禁方法。违禁药品包括：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和相关物质、?茁2-激动剂、激素拮抗剂与调节剂、利尿剂和其他掩蔽剂、刺激剂、麻醉剂、大麻（酚）类、糖皮质类固醇。三种违禁方法分别是：提高输氧能力；药物的、化学的或物理的篡改手段；基因兴奋剂。
每一类兴奋剂的作用机理不尽相同。以刺激类兴奋剂为例，常见的有安非他明、可卡因、苯丙胺、咖啡因和麻黄素等数十种。此类兴奋剂能够通过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增强人的精神和体力，但是其严重的副作用则是掩盖了疲劳，导致过度兴奋与焦虑，影响运动员的判断能力并导致心率和血压急速上升，此外还可诱发脑溢血和心脏疾病。1967年，英国著名自行车运动员汤米·辛普森在环法赛途中死于法国境内6000英尺高的旺图山峰。人们在调查他的死因时，发现他的血液中含有苯丙胺。而以吗啡为代表的麻醉镇痛剂，使用以后能使人产生快感和心理亢奋，给运动员造成超越体能的幻觉并降低了痛感，运动员因此会在感觉不到受伤的情况下仍继续比赛，从而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检测技术难以与时俱进
现有的兴奋剂检测主要是以分析化学手段为主，即通过化学方法对运动员尿中或血中所含的物质进行检测。但是，原始尿样收集上来以后首先要提取尿中的药物成分，尿样成分的提取分离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构的准确性，而且由于尿液成分的特点是沸点较高，热稳定性差，大多数的分子还都是带有羟基、羧基等的极性基团，这就给检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随着所公布的兴奋剂的种类越来越多，对兴奋剂检测技术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EPO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兴奋剂，过去由于对EPO的检测太繁琐，使不少使用了EPO的运动员侥幸成为“漏网之鱼”。法国的研究人员发明了EPO检测新方法，实现了早期初筛，并于2000年正式运用到悉尼奥运会上。然而，当研究人员花费数年时间刚刚找到了检测EPO的新方法后不久，一种名为“达比波廷”（Darbepoetin）的违禁药物悄然在国际上流行开来，它属于作用更强的第二代EPO，而且不容易被查到。
对于激素类兴奋剂的检测就更为困难。由于类固醇的衍生物很多，各自代谢的特点和途径又各不相同，因此每一种新的类固醇药物被列入兴奋剂之前，必须要解决它们的分析方法。对于层出不穷的兴奋剂和难以“与时俱进”的兴奋剂检测技术，研究人员似乎还只有招架之功。
据调查，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滥用兴奋剂最严重的依次为自行车、田径、举重、游泳等，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一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1960年，国际奥委会（IOC）痛下决心宣布开始进行严格的兴奋剂检查，尽管此后40多年IOC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在国际体坛展开了一场全球围剿兴奋剂的“世纪之战”，但运动员服用兴奋剂问题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铤而走险偷食“禁果”者仍大有人在，兴奋剂成了国际奥委会与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没有终点的博弈。
《科学时报》 (2008-8-19 生命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