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罗马奥运会时丹麦自行车运动员死于兴奋剂开始，在大型体育比赛中使用违禁药物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近日，美国专家回顾了过去40多年对兴奋剂的检测工作，认为新技术发展为反兴奋剂体系提出了新问题，医师和科研工作者应提高警惕。该文章发表在《内科学杂志》（J Intern Med 2008，264：99）上。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有许多自行车运动员死于服用药物。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相关组织的注意。直到1960年，丹麦一名自行车运动员在罗马奥运会公路赛中死亡，服用兴奋剂的问题才开始受到重视。

 

 

1967年，国际奥委会(IOC)创建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IOC-MC)专门负责处理奥运会中滥用药物的问题。随后，IOC-MC列出了违禁药物清单，并逐渐完善；同时，IOC-MC启动了对检测兴奋剂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随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接手了这一工作，继续完善兴奋剂检测体系的建设工作。如今，这一体系包含全球33个检验实验室，也明确了“违禁使用药物”的几层含义，还定期公布禁用清单(the List)。

 

 

刚开始时，违禁药物只包括一些能够在短期内增强比赛表现的兴奋剂，例如苯丙胺、可卡因、士的宁、麻黄碱。随后，雄激素类固醇(AAS)也被列为违禁药物。如今，禁用清单包括一系列禁止使用的药物和一些用于治疗疾病的方法。除了包括传统的兴奋剂和AAS之外，违禁药物还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类药物、人生长激素(hGH)、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免疫球蛋白因子-1(immunoglobulin factor-1)、胰岛素、抗雌激素制剂、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和利尿剂。违禁的方法包括血液回输(运动员在赛前回输红细胞可提高自身携氧能力从而提高竞技水平)、用化学和物理方法改变样本、基因方法(用基因工程方法改变细胞、基因等以提高竞技水平)。

 

 

纽约黑斯廷(Hasting)中心首席执行官默里(Murray)在同期发表于该杂志(J Intern Med 2008，264：95)的述评中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企图使用兴奋剂者提供了更多手段，为反兴奋剂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例如，人们发现了可以影响雄激素代谢的等位基因，这可能成为未来的基因兴奋剂。

 

这些新技术要求反兴奋剂监测体系有更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更快速的反应能力。因此，医师和科研工作者必须有“超前意识”，先一步预料到哪些先进技术或治疗手段可能被用作违禁用途，并且找出检测这些违禁应用的方法。

 

研究者举例，正在临床试验阶段的乙丙昔罗(efaproxiral，RSR13)可以提高模型动物体内血红蛋白的最大氧含量(Vo2max)，所以有成为兴奋剂的潜力。同样，以血红蛋白为基础的氧携带物(HBOC)和血浆扩容药等新药也在2000年被列为违禁药物。用于检测这两种药物的测试在药物被禁之后的几个月内也成功问世。

 

 

禁用清单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维护运动员的健康，而非为了阻止医师为运动员合理处方。1985年，违禁清单将利尿剂、β阻滞剂和糖皮质激素三类药物纳入，导致许多需要服用这些药物的运动员不得不中断治疗。因此，从1999年开始，“治疗性用药豁免(TUE)”的概念被逐渐推广。

 

起初，获得TUE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如果停药，运动员的健康将受到严重危害；服用药物并不会帮助其在比赛中表现；运动员如果不参加比赛可以正常用药；没有其他替代药物可供选择；不允许为以往使用药物申请豁免。此外，运动员还需要提交完整的医疗记录(包括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专业医师出具的证明以及训练情况和比赛内容等材料。

 

如今，WADA负责审批TUE，相关规定内容基本延续不变。目前可以获得TUE的情况包括：炎性肠病和严重哮喘者口服可的松；心血管病和肾病患者服用利尿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和发作性睡病的青少年患者服用兴奋剂；1型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

 

雄激素可以提高运动员在比赛时的竞技水平，因此患原发或继发雄激素不足、使用雄激素者若想获得TUE比较困难，需要独立推荐人的观点支持，还需要接受严格监测。除了部分遗传性神经管性水肿的患者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运动员不能够接受AAS，例如年龄相关的雄激素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