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中国可以在草业开发上走很多形式，但有一个基本问题是不能忘记的。”日前，新西兰梅西大学科学学院院长助理、草地学博士朱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草业发展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当中国的国力日益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显著的时候，中国在世界草业界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1997年，我国科技部曾邀请40名专家根据“九五”科技成就以及“十五”计划编写一本书，来远视中国农业在2050年的发展状况。作为对中国、新西兰草业现状都很熟悉的华人学者，朱昌平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而当时他考虑的问题便是：在2050年，中国草业应该构建怎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起步就是：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很基础的问题，但却非常重要。”

 

 

在新西兰，全国只有1.3万户饲养奶牛的农户，但这些农户却提供着世界奶产业5％以上的产量，同时还控制着世界上超过40%的奶产业资源。朱昌平用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中国草业的发展在于“控制”而非“买卖”。

 

“要的不是买卖，而是要控制世界的贸易。”朱昌平说，比如粮食，中国目前很惧怕没有粮食，但假如我们能够控制世界粮食的买卖量，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在诸如非洲、南美洲乃至大洋洲等地区生产粮食作物，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向国内输送；如果国内不缺，则可以卖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达到用别人的资源做生意的目的。一方面可以赚取外汇，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粮食安全，这是一条最好的思路。只要我们把握住了世界粮食的“开关”，我们的“水箱”就永远是满的。

 

在一次去法国开会的时候，朱昌平遇到了一位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在交谈中，这位官员表示中国粮食目前是自给的。“我当时就觉得太危险了，如果自给的话，老天爷不帮忙的话该怎么办？缺粮的时候别人不卖给你，威胁你，又该怎么办？我们真的不应该给别人留下这样的‘辫子’。”

 

 

从中间路线上来说，朱昌平表示首先需要保证的还是普遍的菜篮子、肉篮子，但这必须使用高技术作为保障，而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一味索取。

 

“曾经有文章说，中国发展畜牧业要靠的是人不需要的那些植物，因为如果人需要的植物被抢了，人吃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朱昌平说，新西兰的农夫在全世界都是最先进的，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利用高科技，把有限的资源转化成为财富，而不是把资源破坏掉，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需要有地方来保证正常的肉、粮供应，但这种地方必须是要适应生产的地方。而不是那种环境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一种粮食、一放牧，环境就必遭破坏的地方。而且即使是这种适应生产的地方，也要通过高技术在增加生产、保持食品稳定的同时，保证环境免受破坏。”

 

面对目前国内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朱昌平认为还必须要制止一些有害环境的农业作业方式。但在这方面，他表示还需要政府的直接“插手”。“现在国内很多政府要求农夫自己保护环境，但他们中间有些人还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怎么让他们去保护环境？”

 

“几年前我去贵州，发现当地农户在手掌大的土地中，竟然种植了3棵玉米。当问及原因时，农民说，我少种一棵就少一口饭吃，土质变化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我现在就要吃饭。所以这方面，政府必须直接管理，不能只要求农户自己去管，因为有时候，他们想管也无能为力。”朱昌平说。

 

在东北，曾经有一位农业专家做过这样的试验：将一块面积不大但盐碱化严重的土地围起来，两年之后，这片荒地便恢复了。朱昌平问他为什么不将这一“有效”的方式推广开来。他反问道：“在这两年中，除了西北风，我们的老百姓还能吃什么？”朱昌平明白了，新西兰的某些理念和方式不能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由于面临生计问题，中国的一般农户很难自觉自愿地保护环境。“我都快饿死了，生态与我无关。”因此，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

 

以草场养殖为例，朱昌平介绍说，草场退化并不是以一条直线的形式慢慢退化，而是呈折线状。到一定阶段，超出一点就会垮掉。“我们必须考虑草的生命力，在关键时候，吃多一口草就吃死了，明天就没的吃了。”而在考虑牲畜的配料时，有时候可以算得很准确，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是一回事。

 

在新西兰，畜牧业能够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一般农夫都会根据现有资源配粮，不浪费粮食和环境。但在中国，计算配料的却大多是科学家，他们计算好后交给干部，干部仅仅根据这一结果给农户规定指标，然后就放手不管了，任由农户发展，这实际上是十分危险的，我们需要政府更多的指导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