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辉清
他,是一位饱学之士,是数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他,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是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主要研究宏观经济、金融与证券市场。他,也是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经济学者,曾长期坚持数个专栏的写作,而个人博客中的“循环经济”专栏更是把相关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近日,本报记者就新能源与循环经济的一些问题对高辉清博士进行了专访。
环境成本缺失的能源成本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传统能源越来越少,成本也越来越高,对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大。“而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环境本身拥有自然净化的功能,比如向河水排放稍许污水,河水是可以把它自然净化的,但是到了一定的界限,术语称为到了一定的异值时,也就是到了一定的转折点上,环境的恶化会超出它的净化能力,它会非常迅速地走向恶性循环,而恶化的速度会成指数发展的,稍微再增加一点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往往都是成倍增加的,这样就使得环境的成本飞速提高。”高辉清认为。
然而防止污染的成本和治理污染的成本相差甚远,但防止污染的环境保护效果却要远远高于治理污染。高辉清认为,实际上只要每个企业拿出总收益的3%到5%用于防治污染,我们的环境就不再恶化下去。可是如果先污染再治理,那可能拿出比前者多成百倍上千倍的成本,也达不到前一种情况的效果。
而如果把环境的成本也都算在内,实际上原有的一些高耗能企业、传统能源的相关企业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但是目前环境的成本并没有计算到企业的成本当中,如果可以把环境的成本量化到传统能源价格中,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就更巨大了。”高辉清认为。
环境的定价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高辉清谈到他的博士后论文就是讨论在循环经济的条件下环境如何定价的问题。讨论事物的价值,首先应确定价值观,价值的多与少与价值标准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的不同,所以也拥有自己的计算方法。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作出了环境的定价,例如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看,对环境价值的计算量是最大的,比现有其他学科对环境价值的计算量都要大。然而,高辉清也提到,环境定价要走到实用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环境是人类所共有的,环境定价的前提是大家都遵循游戏规则,否则就很容易出现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行为。
“理性人”与“循环经济人”
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所谓的理性人的假设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这个被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否则,就是非理性的人。
循环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公平与效率的结合。而且,其中的公平不仅是指代内的公平,同时还包括代际(即不同代人之间)公平。“坏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财富转移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公平问题,而是把整个蛋糕变小了。终有一日,资源被切割殆尽,市场全面崩盘。主张“无耻的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人”只强调经济效益,只管自己,只顾眼前。至于身后是否洪水滔天,则不在其考虑之列。而“循环经济人”则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同时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当三者不能兼顾时,则取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舍个人短期的经济效益。这正是高辉清在《循环经济随笔之讲道德的经济向“纯经济人”说不》中有关“循环经济人”的一些观点。
高辉清认为,谈到环境包括整个循环经济,前提都是人不能是很自私的人。经典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人,然而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不能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自私,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在采访中,我们提到清洁发展机制(CDM),高辉清认为CDM正是一种创新突破的好机制,虽然也是市场,但与传统其他任何市场都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市场建立的基础不一样。同样都是地球人,为什么我排放废弃受限制,稍微多排放一点还得花钱来买,而你排放废弃不受任何限制,还可以把节省的排放量卖给我?说到底,这可能是地球上第一个“循环经济人的市场”,而不再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市场”。这背后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正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贷借公平的价值观,只有在这样价值观的指引下社会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