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达：
9月23日去信，曾言及大学校长的重要性。今天，再谈谈大学校长文化智商问题。
在特定的组织气候和外部环境下，大学校长的能动性有相当的发挥余地。只不过在一种情境下发挥容易些，在另一种情境下要难得多。然而，校长毕竟不是无伴奏独唱。相反，校长是在同时指挥明的或暗的、大的或小的、远的或近的、单打独斗的或严密组织的多个乐队。其中可能有“帕瓦罗蒂”，也可能有“南郭先生”。学校的历史越久，大大小小的乐队就越多，指挥就越困难。越是困难，就越考验校长的指挥能力和领导力。
有的学校内部“院系丛林”森严，危机四伏。有的校长把到这样棘手的学校赴任叫“堵枪眼”。而另外一些学校则可能风调雨顺，校长春风得意，如鱼得水。学校一代又一代成员的性格积淀成大学的性格。这是校长必须重视的宝贵资源，同时也可能是需要清醒识别的重负。
校长治校过程同时也是和这个具有特定性格的组织的“恋爱”过程。有的一见钟情，有的若即若离，有的魂不守舍。有的时候是校长给大学注入了活力，有的时候是大学刺激了校长的激情。在感情和理智的二重唱中，大学校长不是被大学的既有性格所同化，就是在大学的性格中新增元素，催化大学性格的变化。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校长的使命就是要促进大学的变化。各色变化有的表浅，有的深刻；有的触及花纹，有的深入骨髓。而所有这些元素，都可以在文化的标识下现形。其中，再没有比大学的性格更深不可测的了。
真理的火炬
立达，由于一直关注哈佛大学萨默斯校长的任离，我在斯坦福的几次访谈中都有提及萨默斯的案例。萨默斯曾就读于哈里顿中学。16岁入麻省理工学院，1975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1年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8岁成为哈佛的终身教授，是哈佛获得终身教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91年离开哈佛，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到2001年期间，先后在克林顿任期内的财政部供职。其中，1999年到2001年任财政部长。
萨默斯出身于经济学“豪门”。他的父母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伯父和舅舅都先后获得诺贝尔奖。如果萨默斯不是离开哈佛在“庙堂”呼风唤雨，或许，他会成为他们家族中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抑或哈佛土生土长的校长。2001年克林顿届满，萨默斯离开华盛顿重回哈佛。
萨默斯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回到哈佛。在就职演讲中，萨默斯对哈佛的辉煌历史深表敬意。但同时指出，大学的成功和持续进步取决于一代又一代人变革的创新激情和踏实作风。“创新不只意味着尝试新的事物，或在扩大规模上做文章”；还意味着超越既定思维框架，超越既定轨道上的劳作。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驿站，大学需要保持平衡的能力：在开放和怀疑之间保持平衡，在思想自律和社会服务之间保持平衡，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他认为与真理为伍、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有形的奖励或世间的影响，这是大学存在的根本。面对外界对大学远离尘世、不关现实、自说自话的嘲讽，面对风云变幻的潮流，他赞美哈佛的定力。另一方面，他将镜头由近及远拉开，历数方方面面的挑战，催促哈佛勉力拓展变革。
他援引罗斯福65年前在哈佛演讲时的语录，“捍卫人类的精神自由，传递真理的火炬，是美国的责任，是哈佛的责任。”他正告哈佛人不能在真理面前犹豫，不能绕开“正确与错误”的硬问题而只在一些无关是非的软问题上着力。大学不应该做教条的奴隶，也不应该是时尚的盲目跟随者。大学不能仅仅为了新奇而标新立异，也不能坚守正统而裹足不前。真理应该是正确的、深刻的、在最严格意义上促进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而不是一蹴而就获知的、路人皆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大众意见。大学是理念的地方，也是理想主义繁衍丛生的地方。大学是客观理性审慎演练的“营地”和实战“战场”，同时也是，而且应该是道德激情四溢的地方。在“真理的火炬”、“理念的世界”和“创造的张力”的旗帜下，萨默斯直陈重塑本科教育精神的诉求，动员走出院系丛林而实现大学的有机融合，警示科学革命的波澜，号召向全球延伸卓越计划。
任职期间，他的几大手笔可圈可点。哈佛每年吸收1650名世界上最出色的本科新生。在他的推动下，新生研讨班向所有人开放；在许多主修领域都有教师主持的研讨班。在通识教育和主修领域内部学生的选择性和灵活性增加。专业指导制度的检查已经铺开。包括音乐创作、视觉艺术、电影和写作在内的艺术实践全面纳入本科课程。
在本科教学中，他打破科学学科间的壁垒，将科学发现的经济、社会和伦理方面的问题糅入课程计划。学生在海外活动的经历迅速攀升，教师人数迅速增长，一些突出的教学能手获得终身教职。年收入在6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免缴学费，从而使中等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增长了1/3。新增了旨在帮助学生寻求公共服务机会的奖学金项目。
2006年，在告别演说中，他坦言与上任伊始相比，紧迫感更强了。他提醒，哈佛的标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如果教师们不能优先考虑学校的紧迫事宜而紧握“自我”和“特权”不放，如果不能接受教学的新结构和新规范，不能增加和学生直接接触的机会，不能在学生的写作、专业选择等方面主持讨论和提供指导，课程改革的目标就不能充分实现。任何强大而引以为自豪的机构和巅峰时期的强大而引以为自豪的国家一样，都存在真正的风险。他告诫哈佛人，长期形成的卓越优势不应该成为变革的阻力，而应该是策马的鞭刺。如果哈佛没有勇气改变自己，就不会有勇气改变世界。
大学像个瓷器店
立达，大学就像一个瓷器店，历史越久，珍宝越多，名声越大，举手投足就越需小心。进入这样的瓷器店的校长对自己有不同的定位：有的是“观光客”，或心不在焉走马观花，或东瞅西望评头论足；有的是“清洁工”，净化内部环境、擦摸瓷器而不动结构；有的是“裁缝”，或量体裁衣，或缝缝补补填充缺漏；有的是“装潢师”，或锦上添花，或改造装修；有的是“古董商”，惜“才”爱宝，“见”往知来，为价值驱动，进得店来，先揣摩店家的性格，估定各类陈设的价值，然后出手。各种视角的公度身份是“鉴赏家”，有的品位高雅，有的品位通俗，还有的没有品位知觉。虽然和瓷器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有些瓷器是动不得的。
在年久的“瓷器店”里，大学校长战战兢兢不行，大大咧咧也不行；悄无声息不行，轰轰烈烈也不行。在多重角色撕扯下，工作并不轻松。诚如爱德华·霍尤克在哈佛长校的感言：“如果有人不嫌谦卑、愿服苦役，就让他去做哈佛的校长去吧。”1769年6月1日，霍尤克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办公室站岗。而年富力强的萨默斯长校不足5年却“坚持不住”，在悲情涌动中辞岗，壮志未酬。他在国际组织和联邦政府的经验使他伸展的开阔视野、集聚的社会资本和四通八达的人脉可谓得天独厚，这本是执掌哈佛校印的重要资源。无奈的是，哈佛这个世界级珍奇“瓷器店”，不容他这个“莽汉”掌门。他在就职演讲中的雄心和激情，虽没因一次又一次撞翻瓷器引发危机而被剥蚀，但艺术与科学学部的多数教授们对他的信任，一点又一点被风化。哈佛大学里司职本科教育的哈佛学院，是他的重点“关照对象”，后来证明是将他掀翻的强大敌手。他2001年上任，2005年艺术与科学学部对他投票决出“缺乏信任”，2006年下马。一个学术奇才，一个浪迹国际组织的专家，一个官场得意的公共人物，虽在学术和行政两方面羽丰翼满，却在自己的母校覆舟。
立达，我很长时间不能理解萨默斯为什么没能守住。在斯坦福和同行交流时，有人认为萨默斯太过鲁莽。对这样的评价不可盲信。但是，作为一家之言，“公牛说”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切入点。在瓷器店里，该撞的东西一定是要撞的。撞对了，应该给公牛表功。如果没撞对对象，或没撞对时候，不是冒失，就是激进。为此深陷重围就在所难免。
萨默斯撞了什么？他撞到了年久失修的本科教育，撞到了“政治正确”的禁区。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哈佛的本科课程未加全面审查和更新，分数贬值严重。据帕特里克·黑黎在《波士顿环球报》披露，2000~2001年间，51%的哈佛学生成绩为A和A减。2001年毕业的学生竟有91%的人获得“优秀荣誉”。当年，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获得的优秀荣誉比例为20%，杜克大学是28%，康奈尔大学是8%，哥伦比亚大学是25%，普林斯顿大学是44%。罗索维斯基坦言，“优秀荣誉在哈佛已经没有意义”。
由于本科教育几近被遗忘，哈佛被内部人描述为“没有灵魂的卓越大学”。针对这种情况，萨默斯责成艺术与科学学部的负责人对本科教育展开全面调查并力推改革，冲击波直击教师，艺术和科学学部内几个院长先后突然离任。他在就职演讲时曾引用过哈佛前校长埃利奥特的话：校长的成就是根据“制造痛苦的能力”来衡量的。当时他对此不以为然，而事实上，他把变革看得过于轻松甜蜜了。要改变本科教育的面貌不能不启动改革的机器。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动人们的舒适感。尤其是当人们将这种舒适感已经作为一种合理特权享用而不愿被打搅的时候。
萨默斯之初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9·11”的恐怖阴影还没有散尽。一方面，美国的自信遭受打击，一方面，爱国主义情绪得到调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萨默斯开始诠释他的爱国主义思想。2001年10月26日，上任后不足4个月，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公共服务奖励宴会上，他在致辞中呼唤爱国精神，明示他对军人的敬意，动员获奖的学生为了国家的利益有朝一日投笔从戎。也许是故意，也许是无意，无论如何，萨默斯揭开了哈佛30年多来没有愈合的伤疤。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反战浪潮蔓延全美，大学校园是前沿阵地。大学生对任何和战争、军人有染的行为皆视为共谋。在许多大学扎寨的预备军官训练队(简称ROTC)成为大学生冲击的对象和教师批判的靶子。
ROTC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1月，由1000多人参加的“哈佛团”成立。时任哈佛校长的洛威尔曾聘请6位伤残的法国教官训练“哈佛团”。这种安排逐步在许多大学实施。到现在，包括普林斯顿、伯克利和杜克在内的几百所大学里设有ROTC。但早在30多年前，ROTC就在哈佛解散。那时，激进学生将ROTC视为压制群众运动的装置。教师们拒绝承认军事科学课程的学分。校董会将ROTC看作课外活动，并取消了军官教习。1969年，哈佛大学的激进学生占领了大学大楼，作为对越战的抗议，后遭警察驱散。此后“军人”在哈佛社区里几乎成为不受欢迎的代名词。萨默斯号召敬爱军人，甚至动员从军服务，这竟然成为令一些哈佛教授“无法忍受”的一个理由。一位人类学教授愤愤不平地说，萨默斯居然“告诉我们让我们要更加爱国”。
萨默斯就职时召唤的“真理火炬”如果只是口才表演，或许最多以演讲的范例为人们识记。但是，他是个行动者。为捍卫严肃的学术殿堂，重塑大学精神，他闯入为“后现代”视界笼罩的“相对论”禁区。在其中，他一头撞向了因售出50多万册的《种族的重要性》而当红的非裔美国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科奈尔·韦斯特。
韦斯特可谓大学里的多面手。除了出版已成为种族主义分析领域的经典之作的《种族的重要性》外，他还撰写和主编出版了16部著作、13本教材；他热衷于政治活动，在流行文化中弄潮，创建个人网站；他热恋大学讲坛，四处演讲，收入不菲。不少大学同行对他的行为颇多微词。萨默斯上任后不久就直接找其“谈话”，韦斯特对萨默斯的“无端指责”极为不服。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流很快就被公开。这时，普林斯顿见机行事，聘他回母校从事非裔美国问题研究。他欣然接受。并自称无法忍受萨默斯“不懂尊重、玷污名誉”的行径。还将他们之间的紧张和种族联系起来。
萨默斯是犹太人，2002年9月，他在一次发言中对哈佛的反以色列倾向深表痛心。在他看来，过去还只是哈佛中的右翼分子在反对以色列，而现在，一些严肃的、有头脑的左翼学者也开始反对以色列了。经济制裁以色列运动和将以色列学者逐出学术期刊的编委，就是这种反以倾向的表征。萨默斯言论既出，哈佛哗然。批评者有的将其斥之为麦卡锡主义者，有的谩骂他是个幻想狂。
2005年萨默斯的危机达到顶峰。他对科学家在性别差异上的评论，“发动”了对自己更大范围、更为强烈的抗议活动。在一个经济学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假设：在数学、科学和工程方面，女性学者较少，这或许与两性之间的先天差异有关。虽然他援引了一系列例证描述这个假设，但他同时表示，“最好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实际上，他在敏感问题上又一次撞了瓷器。他的言论被一个社会学教授解释为“校长认为女科学家不如男科学家优秀”。在科学研究能力的性别歧视感燃起了女性学者歇斯底里的怒火。同年艺术与科学学部对他的信任度投票，结果对他“缺乏信任”的人数居多。他被推上悬崖。校董会最初还站在他这一边。不久唯一一位黑人董事因无法忍受他的工作作风而告退。虽然萨默斯在一些专业学院深得支持，但在来自艺术与科学学部强大的压力下，校董会爱莫能助，只好助萨默斯“策略性”体面辞职。
萨默斯撞倒了几个瓷器后，不无遗憾地离开校长位置。立达，对萨默斯的校长命运，作为局外人，我们只能在各种材料中从字里行间寻找各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原因甚至连萨默斯自己也难以全面归纳。无疑，在萨默斯身边的人看到的是细节，而远处的人看到的大概只是一些模糊的晕轮。要了解个中原委，需要同时具备“树木观”和“森林观”。而能够将树木和森林联系起来的，或许文化诠释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通路。
文化智商
立达，高教界近年来有人提出“引领文化是大学的第四功能”的论断。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其意义值得怀疑。将文化引领看作大学的第四功能看似多余，但作为研究大学问题的一个视角，不无现实意义。大学这个瓷器店，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文化瓷器店。
在比奈-西蒙和推孟时代，智力的概念只局限于以言语和数量推理为主的认知领域。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智力的概念大大拓展，诸多智力理论为理解和解释人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视窗。虽然各种观点分成驳杂，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文化背景，智力很难被全面理解。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认为，智力和文化有特定的关系。在某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某种行为或许被认为是明智的、聪明的，但在另外的文化背景下，则可能被认为相反。而且，不同背景下的人们还有许多缄默的智力知识。在遮蔽文化背景下进行智力研究，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者本人的文化局限性带向世界的其余地区，同时，构成广义智力的各种技能和知识可能难得适当处理，从而使一般概括失之偏颇和草率。
如果说智力与文化的“关系说”提醒了人们在智力认识中可能存在着的文化盲区，那么，“文化智力”的概念更进一步，将文化意识和文化互动本身看作是智力的一个面相了。对个体来说，文化智力是这样一种能力：对多种多样的文化遗产、“民间”智慧和“部落”价值具有广泛深刻的认识，能够有效地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共事。文化智力是一种个体和文化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时空网络”的感知、认识和影响的能力。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文化智力涉及对本文化的历史认识、现实观照和未来影响。在跨文化背景下，文化智力包含对不同文化的开放、学习、深入、互渗和影响等蕴意。文化智力是通过持续学习获得的。对不同文化的学习能力是文化智力获得的重要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构成文化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但又依赖于人们的解释；是一个开发的体系，是历史的承接和延续，也是历史的延展和变迁。人是文化动物，是给定文化的产物，处于文化的裹挟之中，但人在和文化的互动中具有能动性，具有超越文化约束的能力，所以又是文化变革的代理人。文化有大有小，有外显的有潜伏的，有静态的有动态的。有宏观的社会文化，也有微观的组织文化。在组织内部，还有各种各样的亚文化。文化智力涉及人和环境关系的方方面面。“文化智商”是在各种环境下各个层面上对文化智力的一种度量。
萨默斯的“案子”已尘埃落定。有人认为哈佛从开始就选错了人。还是在哈佛大学校长搜寻委员会已经划定圈子，专程到斯坦福征询意见的时候，斯坦福有的先知就曾正告搜寻人员，认为萨默斯不适合。理由是长期在联邦财政部高就，不知不觉中被“命令语气”熏染，难免养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惯习。而这在大学，尤其是在比美国还年长的哈佛大学，恰恰是最忌讳的。
韦伯曾对官僚组织有经典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官僚组织的基础是法律理性。虽然韦伯也曾论及学术职业和政治职业，但在他的“组织”辞典里，并没有充分考虑大学这种“有序的无政府组织”的个性，更不会考虑哈佛大学这个个案。由从其他类型的组织到大学，其位移是巨大的。萨默斯之所以在哈佛处处冲撞碰壁，也许正是因了他对大学的文化性格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政府部门和大学之间的位移认识不足。他虽聪明过人，但看来文化智商尚需检验。
大学在使命、人员及其活动、组织结构和作业流程、文化性格等方面不同于政府机构，也不同于工商企业。理查德·赛尔特和詹姆斯·马奇曾指出，“组织是不断就内部权力分配进行议价、具有不同目标的个人和群体组成的联盟”。后来，科恩和马奇把大学描述为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组织，是一个松散且变化不定的各种意见的集合体。这种组织的典型特征是：目标多元而难于归一确定，运行过程的组织技术模糊不清，组织内人员的流动性大，投入度变动不居。
这还只是对各种大学的组织特征的一般概括。事实上，在不同大学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别。在同一所大学内部，也存在着各种亚群体、次组织的性格差异。在这里，与院系分割相伴的是“文化丛林”的人群分割，“部分对抗整体”的现象并不鲜见。大学校长如果在本校就任，是从“丛林”走向“森林”。如果从别的机构调任，可能是从一个“孤岛”走向另一个“孤岛”，也可能是从“孤岛”走向“大陆”，或正相反。无论如何，就职是校长必须经历的文化之旅的一个新起点。是否有清醒的文化意识，是否具备深入文化、研究文化、诠释文化的能力，是否具有诊断文化、改造文化的勇气和智慧，是检验大学校长的文化智力的基本要素。
大学经年积淀的名人轶事、历史传说、信念习俗等，无不透射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越久，性格越稳定，隐蔽着的、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越难识破。校园里固然处处阳光，但不排除雷区片片。校长需要具有战略家的大文化视野，也要有“工兵式”的文化嗅觉。无论是锐意改革，还是稳定传承，首先要做文化的“鉴赏家”，然后再做“理疗师”。
萨默斯的例子说明，“公牛作风”固然精神可嘉，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真理的火炬不能不高举，原则不能不坚持，但是策略不能不灵活。校长不要颐指气使把自己当救世主，但也不要为不作为找借口。萨默斯的“敌人”韦斯特说：如果不爱人民，你就不能当人民的领导；如果不服务人民，你就不能拯救人民。如果稍作“篡改”，就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爱大学，就不要做大学的领导；如果不服务大学，就不要想拯救大学。爱也好，服务也好，都需要从头到尾地“文化互渗”。
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校长要深入推进大学改革，需要改造大学的文化；要改造大学的文化，首先要研究和理解大学的文化。在原则上要拒绝“不肖者巧者”，但在行动的效果上，却不能满足于“贤者拙者”的“终于消灭”。在不无自信地踩踏文化雷区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下文化智商测验。
《科学时报》 (2008-11-18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