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赖现代科学技术进步而生的艺术形式，科技与电影就像父与子，技术的脉络牵引着电影穿过艺术的殿堂回归大众的视野，然而作为技术发明者——科学家似乎在电影的图谱里显得尴尬，甚至带有狂躁的歇斯底里。

 

 

1931年，根据玛丽·雪莱（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科学怪人》（又名《弗兰肯斯坦》）讲述了生命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他由于实验失误，创造出了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人。这个怪物开始很善良，对人充满了感恩，但由于相貌丑陋，处处受人歧视，在要求弗兰肯斯坦给他创造一个配偶的要求被拒绝后，竟然杀害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同时又企图谋害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伊丽莎白。最后，弗兰肯斯坦怀着满腔怒火追捕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恶魔，在搏斗中，和怪物同归于尽。

 

弗兰肯斯坦狂妄、自大、偏执、过分相信自己掌控科学技术的能力，最后不幸沦为牺牲品的银幕形象成为恐怖片中的经典。

 

尽管时间已经过了70多年，但科学家在此类电影中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克隆人与伦理之争，70多年前的创作者能对这一问题做出深刻而长远的思考令人惊叹。

 

 

当那个身着红衣、表情酷酷的蜘蛛侠在全世界影院银幕上搏命地上蹿下跳时，科学家这一职业再一次被创作者和公众集体嘲弄了一把，当然，并不怀恶意。

 

作为标准的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票房大片《蜘蛛侠》系列作品充满了孩子气的直白和坦率：一个孩子，因偶然原因成为了铁肩担道义的英雄，其对手却是成熟、高智慧的、因科学实验失败而疯狂的科学家——绿魔诺曼（在续集中则干脆变为哈里）和章鱼博士。

 

但是，不管是第一部中的绿魔诺曼，还是第二部中的章鱼博士，或者第三部中的加强版绿魔哈里和“毒液”布洛克，都不是导演（当然也不是观众）情感诉求所归，而是仅仅作为平民英雄彼特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如同法庭上的证词一样，他们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指证蜘蛛侠为英雄，从而弥补和反衬其自身的稚嫩和单薄。而蜘蛛侠的英雄形象就是在这些反派人物的衬托下丰满起来的。

 

 

“怪”或许是西方人对科学家的固有刻板印象。在电影中，“怪人”不仅仅是《科学怪人》中科学家的试验品，而是进一步演变成科学家自身与研究物的结合体，给观众制造恐惧的幻境。

 

1986年，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根据1958年美国同名恐怖片拍摄了新版的《变蝇人》：“物体分解传送”的科学家塞斯，在一次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时，不小心将一只苍蝇关进了实验反应炉中，导致机器在把他分解后的分子再合成时，将苍蝇的分子也合成到其中，使他变成了一个“半人半蝇”的怪物，而他的女友维罗尼卡却在此时怀上了他的孩子……

 

在造型设计上，强大的特技效果使新版《变蝇人》比起当年那部仅仅在怪物头上戴一个苍蝇头的老版本要“恶心”许多：全身脓疮溃烂的变蝇人攻击别人时口吐白色消化液、被枪械打击时一块块掉到地上的腐肉以及科学家女友梦见自己生下一个蛆的场面，都很考验观众们的忍耐力。塞斯变成蝇人后狰狞的面目以及腐烂的四肢可谓创新了科学家银幕形象最丑陋最恶心的纪录，之前一切对于科学家的美好想象被彻底摧毁。

 

运用高科技创造的惊悚恐怖成了本片的最大卖点，影片本身对科学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弊端探讨得不够深入，更谈不上深刻。本片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化妆奖可谓实至名归，但影片总体上并不成功。

 

 

尽管该影片故事的原型是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但《美丽心灵》绝非一部严肃的人物传记片，因为它不是通过事实，而是通过想象来试图赞美一个生命的精神，并达到一些看似浅显的真理。

 

迥异于灾难片中以一己之力拯救苍生的科学英雄和如弗兰肯斯坦般的科学狂人。在本片中，科技已经无法成为纳什（科学家）的护身符，科学家成为需要被拯救的一方，而且施救的还是一位女性——妻子艾丽西亚的爱情之舟，把纳什从沉溺中打捞上来，并将其送上了科学荣誉之巅。把科学家还以普通人的面目，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银幕形象，用温情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这是影片能打动观众的秘密。在众多有关科学家的电影中，本片表现出了难得的生活气息和温馨氛围。但是，感动之余，科学家控制技术拯救世人的形象在慢慢蜕变为一个需要救助的普通患者。

 

 

与《科学怪人》和《变蝇人》一样，《化身博士》里的基克尔博士也是科学实验的牺牲品。在这部拍摄于1941年的片子中，基克尔博士相信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两极化的个性——美好与邪恶。如果将两种个性分开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两个灵魂将获得释放。为了求证，他研究发明了一种药，用药后便化身成为海德先生，博士把自己所有的恶念全部赋予了海德。基克尔博士行医多年，多行善事，名声极好；海德则无恶不作，杀人害命。然而基克尔博士无法摆脱海德，最后选择了自杀。

 

 

诸多西方电影中科学家的角色——除了极少科幻片中的科学家靠先进科技击退了外星人，拯救了人类的命运之外，科学家在电影中多半不是故事的第一主角，而且绝大部分是反派人物，他们拥有无穷的想象力，却不幸沦为自己想象力的牺牲品，在自己首创的独特发明中殒命——他们不是想借机器人来达到控制全社会的邪恶目的（德国《大都会》，1927年），就是想发动核战争来摧毁地球的战争狂魔（美国《奇爱博士》，1964年）；不是疯狂的连环杀手（美国《透明人》，2000年），就是爱瞪圆双眼的倒霉蛋（美国《回到未来》，1985年）。

 

这些偏执、狂热甚至有些落寞的形象带来的不仅仅是科学伦理的反思，更多的是电影人通过弱化科学家形象企图重构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打破科学家的权威，塑造普通公民的话语；冲击科学家严谨甚至有些机械的网格，向往平凡的自由与恣意。去中心化、拒绝权威，崇尚自由、强调自我的意念大抵可以看成西方电影中“反科学家”的佐证。

 

在《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创造者朗宁博士被机器人杀害，制服肆虐机器人的并不是科学家，而是由威尔·史密斯扮演的黑人警探，而在30年前类似主题的《未来世界》里，担当此任的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两名新闻记者。

 

实验事故导致人性变异，这是许多此类影片的核心情节，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电影创作者们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的不信任，但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与反科学思潮有关。其实，在西方，医生、律师、警察等一些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其银幕形象也和科学家差不多，要么是大英雄，要么就是大混蛋。天使或恶魔的二元论划分是与欧美的历史和宗教传统有关的。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究真理，科学家并不需要刻意地崇高化。同样地，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电影对科学家不尽真实的反映也并不可怕。天使抑或恶魔，这种过于简单的论断与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关系并不大。当观众从漆黑的电影院里重回喧闹的现实世界时，他们心中是激动还是惶恐，正躲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科学家恐怕大多是没空理会的，毕竟他们才更加明白自己的社会价值与存在的意义。

 

当然，也会有科学家不满自己的银幕形象。“口服避孕药之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卡尔·杰拉西近年来倡导“science in fiction”和“science in theatre”，就是试图通过身体力行地创作小说和戏剧，从科学家的角度阐释科学家形象，重塑科学家戏剧形象。

 

另外，我们也常看到，许多科学家喜欢给电影“找茬”，指出其中不合科学事实的地方。可以看做是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博弈，甚至是科学家妄图唤起社会对科学的理解与尊重。

 

其实，对于科学，电影创作者们的心态大半和东方不败在面对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战舰洋炮时有些类似：“你有科学，我有神功。”电影是为了传递给观众们更强烈的感动，才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放入科学事实里面。要知道，绝大部分的商业电影并不负载科普的功能。然而却能开发人们头脑中对科学的好奇与探索，甚至是对科学伦理的反思，这也正好是现代科学必须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