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王乃彦先生的那一天，定格在记者的记忆中。从上午9点开始的采访，结束时已是黄昏，录音笔上记录的时间是七个多小时。记忆中未曾有过连续这么长时间的采访经历。在王乃彦先生娓娓叙述中，一个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以及他身处其中的群体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一刻，时间像一张被擀得薄薄的薄饼，无数细节链接王先生近60余年求学与科研之路。从王先生办公室出来，走在“梧桐更兼细雨”的回家路上，竟有时空交错的感觉。
明年就是建国60周年。1949年，全国解放时，王乃彦正上高中，那是一个少年开始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时候；他在参加土改运动中所受到的教益，一直延续到他2000年前后担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理事长时。195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一年正是全国院系调整，全国最好的物理教授合并至北大，使他享受到最好的师资教育。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时，王乃彦又成为中国核科学首届毕业生。从此，他的科学之路就与我国的核武器研制、核科学事业发展交织或重叠在一起。
从“两弹一艇”到核能和平利用，中国已建成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今天的成果，它的后面是无数科研人员的奋进努力，一位记者朋友曾写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记住了核爆炸那辉耀万丈的一刻。但是，那一刻背后包含的艰辛、执着、痛苦、心酸乃至牺牲，又有多少人知道？2008年10月16日，恰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44周年，在纪念活动上，他们共同感叹那峥嵘岁月。
而王乃彦先生这一辈科学家已经把这些付出精神、爱国情怀“融化到血液中”，成为科研人生鲜明的烙印。最恰当的归纳正如当下最流行的句式，他是一个“中国式”科学家。
家世：惟有读书高
2008年初，王乃彦等院士一行到天津大学参加有关科学教育的研讨，回京路上与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同行，这一次同行让龚克校长有了意外收获：原来王先生的哥哥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尚在读初中的他读了很多哥哥寄来的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照片，印象深刻，说起这些往事，龚校长连忙向王先生打听这些照片是否还在，他认为这是珍贵的校史资料。
福建出院士。据了解，目前闽籍和在闽工作的院士多达110多位。像福建许多20世纪二三十年时代的家庭一样，读书的种子早在家庭的熏陶下就种下了，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惟有读书高”的信念是家庭生活的根。大舅和二舅都是学化工的，二舅当时是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助手，从事制碱工艺。受此影响，王乃彦的哥哥姐姐都是学化工的。
“爸爸特别喜欢读书”，听王乃彦先生讲自己的父亲和家族，你会感觉中国传统家庭父慈母爱的力量。他的祖父去世很早，父亲能由中国当时最高的测量学堂毕业，全靠姑姑做衣服纳鞋底的收入。父亲在生活上克勤克俭，在子女的读书上却决不吝惜。
王乃彦兄妹四个，他排行老三。哥哥上大学后，姐姐也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这样一来使本不富裕的家境更加捉襟见肘。一天深夜，父母亲的谈话让还没睡着的王乃彦听到了：父亲说，我手边还有一点钱，用它给孩子当学费吧。这差不多是这个六口之家的家底了。他还记得那时国民党垮台后，父亲失业，他们家上午和晚上都是稀饭，家里人要分着吃一点点主食。
王乃彦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福州解放了。他从福州三中考到了福州一中，这两所学校都是福州最好的。高中时福州一中用的英语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版英语教科书，价格比较贵。买书成为这个家庭做不到的事情。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在开课前想办法从别人那里借来了英语课本，将其中要上的课，用笔把单词一个一个抄下来，而王乃彦就拿着这手抄本去上课。父亲对他说，再艰难的日子也得念书。这手抄的课本，1952年王乃彦上大学时从家带到北大，可惜的是后来失落了。
解放后，父亲成为福建农学院的教授，哥哥也大学毕业了。最重要的是待王乃彦上大学时一切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了，他由衷感叹，真好啊。
求学：与最好的师长在一起
差一点，王乃彦先生与科学研究分道扬镳。高中时他用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参加福州市郊区的土改工作，并且是当时全福州5、6个土改工作一等功臣中的一个，他以最小的年纪和最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当时非常缺乏年轻知识人才的福州市委的青睐，他们希望王先生能够留在市委，事实上，王先生很多同学都做了这样的选择。
拿不定主意时，他去请教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所在的土改工作组的组长孙作青，这位从部队下来的领导成为王先生的第一位恩师。
孙告诉他：好好考虑，怎样选择都可以。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回到学校。当然，土改时对能力的锻炼，影响了王先生后来的人生，这是后话。孙给他本子上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带领青年们，攻克科学堡垒。回到学校的时候，高二已经开始了，很难想像一年多没读书的王乃彦怎样跟得上进度？
他的数学老师徐景贤“真是好极了”，后来调到福州大学教数学，是那种有教育水准又爱自己学生的好老师。福建省一中在解放前是非常进步有我们地下党的学校，刚刚解放后高中生活大概也像改革开放之初吧，是新旧思想交替，学生观念转变的时刻。王先生说，他们常常白天上课，晚上开会，老师留了作业，学生自然喊多。老师就让学生挑着做几道，这时，王先生就从头到尾每题都做，徐老师心里非常高兴，每次都在作业本上批上：好，非常好。
王先生因此得到徐老师的格外照顾。回到学校最初的日子，每天吃过午饭之后，徐老师都叫王先生到家去补课。福州的天气很热，老师拿着扇子一边扇着一边讲，然后由王先生自己做习题，这样的时光持续了5、6个月，基本上把落下的数学课程都补完。就这样，经过徐老师耐心的辅导，他的数学成绩优异。
“我的物理老师叫林童雀，物理讲得真棒，讲得非常深刻。他讲牛顿三大定律，我听了非常有兴趣。那时看了苏联电影《航空之父》，我很喜欢航空模型，就自学飞机怎么才能起飞呀，怎么才会降落呀。我还自己动手装单管矿石收音机。我的语文老师也很好，在他的影响下，我会背许多普希金的诗。”那时他不仅喜欢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学科也喜欢。那种学习的热情还体现在他自觉地学习：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自学了微积分和大学普通物理。飞扬的政治理想与探究科学的热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天，班主任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现在，你的各科分数，与在学的同学比，还是第一名。1952年，他与同班的5个同学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
王先生曾经说：“中学老师太重要了。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实际是个领路的人。”王先生接受采访前才从新疆参加中国科协的“青少年科技大赛”回来，主办方安排了他与中小学生面对面交流活动。这也是为什么他对青少年科普工作这么感兴趣的原因。他对王绶琯先生（也是福建籍院士）牵头的致力于中学生科研实践活动的“大手拉小手”项目非常积极，当时，他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而且“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负责这个项目的周琳老师说。
我们无法想像在北京大学的读书生活给王乃彦带来怎样的愉悦，它是双重的：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物理精英合并成新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聚集了饶毓泰、周培源、叶企孙、王竹溪、胡宁、黄昆、褚圣麟、虞福春等一大批中国物理界的领军人物，使北大物理系成为中国高校中实力最强的物理重镇。王先生幸运地赶上这个最鼎盛的时期。
“我要感谢我的黄昆老师、虞福春老师、王竹溪老师、胡宁老师。这些老师讲课真好啊，当时学习苏联，让最好的老师教一年级学生。我们非常幸运。黄昆老师教我们普通物理，他给我的教育我用了一辈子，他治学的精神，真感人。后来我也当上院士，与黄昆老师接触多一点，才知道，他给我们讲一堂课，要备四堂课的时间。黄先生讲课那么好，同学们都说听黄老师讲课就像听交响乐一样，那么有节奏，教室里鸦雀无声，但是，先生从来不贬低为难学生，最难的是黄先生出的思考题，目的是为了考察学生是不是听懂了他的课。同学们就猜，黄老师的思考题是从哪来的？到图书馆去找，谁都找不到，黄先生就说，你们千万别去找了，原来，这些题是黄先生自己出的，并且都事先自己做一遍。他上课就拿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提纲，讲课时黑板上写满了板书，一点不会错。先生最精彩的是答疑课，一种形式是学生提问老师答，还有一种是老师提问学生答，这是最紧张的。黄先生有一个特点，他很不愿意提一个问题，让学生答不出来，有一次，他出个问题，全班同学都回答不了，他非常沮丧，他说，大概我没有讲清楚，‘同学们，对不起，这一段我重讲’。他一点不责备学生。无论好的还是差一些的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尊敬。”
王先生说，黄昆老师的普通物理讲义他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去苏联，找不到了，让他又一次感到遗憾。
1955年，大学三年级。分专业的时候，本来要学无线电电子学的王乃彦被分配学习原子能专业，当时叫北大六组，代号546。大背景是1955年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秘密历程。让一批大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充实核工业研究力量。王乃彦就成为其中最早的一名。1956年大学毕业后，王先生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的钱三强小组，钱三强先生是他的组长，做中子能谱学研究。
2006年10月13日，王乃彦作为中国核科学首届毕业生，50年后重返燕园，他们那一届就有六位同学成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
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后第一年实行国家为高校学生学费买单。“每个月12元钱补助，吃饭四菜一汤，一到考试时，马寅初校长就动员各个后勤部门要给学生们搞好伙食。伙食真棒，顿顿都是好吃的。”大学四年，王乃彦感叹，那是他“吃得最好的时候”。在北大六组时，条件依然很好，冰刀、小提琴放在那里，随便使用。
“大学给我们打下了太好的基础，”王先生说。我们感叹王先生的幸运，在求学路上，总是与优秀的老师或杰出的大师相遇，我们更感叹，机会来时，王先生能够把握住。也是感念于此，现在还担任原子能研究院研究生院主任的他，常会偷偷跑到课堂上，考察一下老师们上课的情况。
科研：在特殊的环境里
1959年，又一次幸运，降落在王乃彦身上。
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三年中，钱三强先生曾亲自去听王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学术报告，在推荐王先生前往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事情上也是钱先生拍的板。
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是当年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简称“联合所”。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中国科学院从全国各地区选派了130多位科学家和青年赴联合所工作，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祚庥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
第一次把王先生的材料寄到联合所，竟被退了回来，附言写的是：请你们派有学位的人来。钱先生把王乃彦叫到自己办公室，说，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还是你去。我又把你的材料寄回去了。
在钱先生的坚持下，对方同意了。所以，作为第二批人员，年仅24岁的破格获得资格的他1959年开始到联合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了6年时间。当时正是王淦昌先生在那里做副所长任届期满，准备回国的前夕，王老亲自领着他去见当时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克院士，两位科学大师在非常友善的气氛中对他的工作做了安排。他永远记得获得诺奖的室主任的一句话：并不是老师所有讲的话都是对的。后来，钱三强去苏联开会参观王先生所在的实验室时，问他的室主任，王乃彦工作表现怎么样？你们满意不满意，室主任回答说，“我很满意，但你们满意不满意，最后如何等王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乃彦他们在苏联得知的消息，非常激动。他们希望回国以后参与其中。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65年王乃彦及所有在研究所的中国人员全部撤回到国内。这使得王先生有机会真正在一线参与第一颗氢弹的科研工作，有机会与王淦昌先生重续师生缘。这使他高兴得不得了。
王先生回国之后的科研是从二机部九院位于青海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开始的，著名民歌作曲家王洛宾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海拔3500米。王先生主要从事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工作，以便了解武器的性能并在今后得以改进。他们任务的关键点是要确保找到试爆成功或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实验部的王先生参加试验的时候多数都要承担回收的任务，要穿着“猪鼻子”一样的防护服到场地去回收。“我那时候还年轻啊，不知道搬了多少铅装。”
他把核物理的方法以及数学的方法应用到核武器测试上，包括能普测量。解决了数学计算上的一些困难。这些科研上的突破，当时是极不容易的，没有来自国外的任何资料。完全依靠自己的钻研。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7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一个时间方面的数学问题，王先生看了很多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恰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王乃彦作为九院6个代表之一带着这个题目上会了，周光召和于敏也是会议代表。曾经作为王先生大学时辅导老师的周光召数学很好，周先生开会期间竟然把最关键的几步推算出来了。“我真佩服他，”王先生说。现在王先生所有的笔记资料都在九院保密室，这几张演算纸自己保留了下来。
虽然他们身处测试站，回收测试设备等工作承受着核辐射的危险；虽然他没有给三个女儿更多生活上的照顾；虽然也有许多政治上的无奈，但在九院工作了15年，先青海后四川的王先生说，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那里，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
这期间，王淦昌老师是分管近区物理测试工作的九院领导。王淦昌先生逝世后，王乃彦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记述他在王老身边陪王老检查地下核实验准备工作的情形，那时王老60多岁，王乃彦30多岁，从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开始的关怀到现在的言传身教，一老一小之间既有师长的喜爱引领，也有知音的信任默契。几年以后，1978年，王淦昌先生带着王乃彦一起调到原子能研究院。从此开始了他们研究的新阶段：共同从事我国粒子束和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
“小王，睡得这么晚，还不起床！”每天早晨不到六点，王老就来敲门了，那时他们都住在研究院的宿舍，然后两人一起从南区走到北区，这每天半个小时的时光，王老给他讲了很多事情，世界观、经历、感悟。
“王老是领路人，是指点方向的。”“与王老工作真累啊，天天都要汇报进展”，在王老这种“催得真紧”的强度下，王乃彦他们惯性核聚变小组基本不到一年时间就很快做出了成果。王先生说起他们建设第一台1兆伏80千安的电子束加速器的过程，从讨论到设计到实施，全部是自己动手，虽然科研条件与现在的远不能比，但这是中国第一台低阻抗强流电子束加速器。“王老特别高兴”。立即开展的实验工作中，他们研究强流电子束和靶相互作用中是否存在由于反常吸收会使吸收系数比经典值大100倍的现象，用五种实验测量，从不同的角度否定了日本科学家的结论，澄清了当时轰动一时的问题。当时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的实验做得最出色，并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实验结果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美国圣地亚国家实验室粒子束聚变计划负责人来参观实验室，王老向他介绍了我们靶上束流的稳定性很好，靶上的束斑很小。美国人问王老能否做一下实验看看，实验结果十分理想。王老的日本朋友宫原昭教授也是参观后要求现场做实验，看后感到非常高兴和惊讶，第二天宫原昭教授在友谊宾馆作学术报告，称赞他们实验中的物理思想，称赞他们在简单设备下的出色成绩。“九十步和一百步，中国和日本彼此彼此。”通晓中文的这位教授在黑板上写下这样的字。
1985年，王乃彦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学习，在不长的一年时间中发表了5篇文章，1986年，第二届国际相对论性电子束惯性约束聚变会议在日本长冈举行。他应邀在大会上做特邀报告。按照这里的惯例，除了主办方外，大会悬挂国旗的位置主要和各国科学家的论文数，也就是研究成果相挂钩。当他看到自己祖国鲜艳的五星红旗挂在最中间的位置时，他异常激动和自豪。他说，“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一次国际会议。”他是这里邀请的第一个中国教授，在这里赢得的尊敬他看做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我们的事业是被国外封锁的，要强调自力更生。”这是王老多次说过的话。“怎么能说你不会呢？不会就去学嘛。”王老的这句话王先生永远记得。
现在，王乃彦还在给原子能研究院的学生讲课，课程的名称是“激光核物理”，每学期36学时，这是一个崭新的前沿学科。那是90年代末，他偶然从一位日本学者那里看到一本关于激光核物理的小册子，意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这个项目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973”计划，王乃彦小组与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徐至展院士共同合作。王先生随手从书包中掏出一本厚厚的打印的资料本，“这是第99卷99本，”原来，王先生从网上看到最新的研究资料都打印装订成册，随时关注世界最新成果。“永远要做前沿的东西”，王先生说这是王老的话。“做科研工作很有乐趣，但非常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科研一线”。
“王，你是当官的料”
2004年，王乃彦先生获得该年度的“世界核科学理事会全球奖”，全世界仅有四人获此殊荣。这也是该理事会第一次把这个奖项颁给中国人。
提起这个奖项，让我们发现王先生的另一个才华。10年前，1998年，担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的王先生被上级领导要求去竞选“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副会长”，无可选择之下，王先生前去加拿大参加那一届副理事长的选举，这里的规矩是副理事长在两年之后将自动升为正理事长。到会场之后，首先给王先生一个“突然袭击”：“请来自中国的核协会代表王乃彦讲话”，“这是显而易见的考你啊”，同行的人士说，有备而来的王先生整整讲了18分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当上理事长后，王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并且花很大力量推广核技术的应用。他做的另一件事听起来却是不可思议。那就是开始重新好好学习外语，这是一个有意味又贯穿了从王先生初中时期到现在的故事。
初三毕业的暑假，经济拮据的父亲还是省出钱来请人为王乃彦补习外语，父亲的办法现在看来依然简单而有效。买了两本原版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老师一本，王乃彦一本，一个假期学完了这本书。高中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学生们不学“美帝国主义的语言”，王乃彦记得教他们英语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时尚女老师，可是他们几个班干部却一起交了白卷。直到大学毕业，他的英语依然是初中水平。
再次拿起英语，是1979年王乃彦先生调到原子能研究院以后，他知道英语重要，就参加院里组织的英语班。“研究还做不完，哪有时间学英语，英语就别学了。”王老有时也会说，但是80年代初的一次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深深刺激了王先生。邀请者请他们做学术报告，却因为英语不好，只能请美国人代讲。虽然后来的国际学术会议王乃彦可以用英文报告，但是最害怕的是提问和交流。所以，当选这个职位后，他知道要主持会议，要深入交流，一定要好好强化自己的外语。
那一年他63岁了。每天早晨5点起床以后，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固定的学英语时间，走到哪学到哪。最多的时候一天学5个小时。200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曾经想还要不要继续学英语，毕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他说，英语对于他，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现在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那些从小没有学好英语的人。
2000年在汉城。王乃彦成为正理事长的时候，要在这里接过世界核理事会的大章，要发表正式的就职演说，这一天，他把写好的稿子交给秘书修改后，秘书指点什么地方要注意什么。正式演说开始了，王先生却脱稿而讲，现场发挥。与会者给与了热烈的掌声，秘书惊讶地说：“王，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领呢，我看你是个当官的材料。”
王先生的投入、亲和力以及能力，赢得了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认可。
他说，一个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想着为国争光。
王先生1997年—2004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的主任时，同样用他的公心和妥帖的办法做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