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2008年全球大学排行榜，国内媒体在罗列前20名的世界著名大学名单的同时，不忘将北京大学提到一个“高位”加以关注。因为从这个大学排行榜公布的最新数据看，北京大学从去年（2007年）的第36位“急降”到第50位。而在前50名中，大陆唯一上榜的北京大学又代表着中国大学的学术和教育水平，这样看来，问题仿佛很严重。
但事实上，以国外机构对中国大学的了解程度，以及在相关数据采集方面的局限性，其结论本身就值得怀疑。而当大学排行榜将国际化程度、财政情况和校友捐赠也作为指标之一，占有相当权重的情况下，国内大学即便在同行评议一项中得较高的分数，也不可能整体或集团式地名列前茅。
国外流行大学排行榜已有20多年，其中著名的大学排行榜在科学性、合理性和严谨性上应比国内的大学排行榜为好，但它们也主要是为了给即将升学的高中学生选择未来大学提供参考，且不是作为大学评价的唯一标准出现的，其目的性和局限性同样明显。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为例。当2005年它将北京大学排在亚洲第一、世界第15位时，连北大自己都不相信。而3年过后，北大不是“急降”而是“狂跌”了35位，排到第50位。对于在近几年中国稳定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大学，以及大学这类本身相对稳定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来说，出现类似股市上才可能出现的狂涨、狂跌，只能说明排行榜标准的不稳定，并不能反映大学实际的情况。
衡量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单纯的量化标准从来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至于大学整体的影响力则肯定不是由数字决定或由数字准确体现出来的。正如著名学者陈平原所言，衡量一所大学，除了必要的硬指标外，还得看其对本国、本民族社会进程影响的程度及贡献。
不能说，当下中国大学完全没有影响社会的进程和对社会作出贡献，但普遍的“GDP追求”却很难让大学从容地顾及GDP之外的软性贡献。重视硬性的任务，必然使一切都指标化，指标化的结果就是数字化、量化。而看起来这是大学在“玩”数字游戏，实际则是数字在“玩弄”大学。软性的贡献之所以被忽视，不只是因为它不能立即见效，而且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成为数字化的政绩的一部分。
这就牵涉到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问题。大学本身是有一个共通的价值标准的，但绝不等于管理者天然明白和理解这个标准。一旦理解上出现偏差，大学很可能就变成一个社会发展进程中被动的适应者，失去了它应有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其社会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
而目下实行的单一的评价标准，一方面使大学的个性无法养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格局无法形成，另一方面也让大学管理者左右失据。于是，务实者只好以简单的硬任务为标准，对照大学排行榜的各项指标，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对社会的影响与其是否愿意承担软性的社会义务有着极大的关系。很难想象一所排名世界前列的大学会让自己的校园成为封闭的空间，必须办证方能自由出入。虽然北大不是为此才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坐过山车”的，但是，作为国内最著名、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之一，北京大学的风向标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商业性地出入校园的行为应该得到限制，但公益的、个人化的出入，并不能成为妨碍正常科研、教学和生活秩序的借口。这绝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气度和风范，也不是在秉承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光荣的北大传统。
筑高墙，发证忙，GDP，争上榜，不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大学及其管理的写照。因为硬任务只能促进物质的进步，而软义务却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感的形成。缺少了道德感，人的培养只能成为“听上去很美”的口号和空谈。
《科学时报》 (2008-10-14 B1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