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不久，教育部出台《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的若干规定》（即教育部第25号令），自2007年2月10日起施行。该规定第六条要求：“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应当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高校的借款、向学生收取的学费、接受的捐赠财产和国家资助，不属于举办者的出资。民办高校对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资产、办学积累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并分别登记建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侵占民办高校的资产。”并且在第七条提出明确要求：“民办高校的资产必须于批准之日起的1年内过户到学校名下。”该规定一出台，立刻引发众多民办教育者的激烈争论。
谁来投资民办高等教育？
“我们的投资渴望保护。”近日，在《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举行的第17次“21世纪教育沙龙”上，作为教育投资人，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厦门市政协委员肖川描述了这样一种趋势：10年前，中国打出民办教育大旗的多为非企业家出身；今天，中国民办教育要顺利渡过难关，积累起足够的后劲，向终极目标行进，要向真正的品质、品牌迈进，特别呼唤企业家和教育家的结合。但由于民办教育界最近发生的信誉危机，导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在投资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绝大多数投资希望合理回报”
肖川说：“民办高校10年的发展表明，在相同的背景下，办得有声有色的学校，多有企业背景。因为企业家有连续注入资本的能力，有对校产的运营能力和融资能力，对市场敏感度高、能及时调整培养方向，和企业界有天然联系，有助学生就业。既然是投资办学，对投资人个人的产权问题就需要说个明白。其实，相信我们中间多数人都愿意把毕生心血倾注在教育上，把学校办成可以常青的基业，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把自己投入学校的资产捐了，但我们希望事情办得清清楚楚：是投资，就光明正大拿回报；是捐资，就能戴着大红花。”
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董圣足介绍，该所会同上海市工商联民办教育协会和上海建桥学院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所，分别于3月中旬和6月上旬，在江苏上海民办高等教育研讨会(上海)和全国工商联民办高等教育协会年会(南京)上，就民办高校法人资产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51份，其中有效问卷45份。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为工商联民办教育协会系统的民办院校董事长或举办者代表。
45所民办高校法人财产状况调查显示，民办高校资金多为投资而非捐资，而绝大多数投资希望合理回报。在所调查的45所民办院校中，真正由社会捐资举办的只有2所；以企业投资为主和个人独资举办的民办高校数为28所，占62.2％，即多数民办高校都是投资举办的。
从调查情况看，45所民办院校资产在2亿元以上的共有23所，占51.1％；资产在1亿元以下的学校为12所，占26.7％。45所民办院校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以下的36所，比例高达80％，这与学校实际拥有的资产状况相距甚远。从学校法人角度看，自有资金偏少，一方面说明其负债较高，多为银行负债和集团负债，财务成本高；另一方面，则表示实力不强、抗风险力量薄弱。
在所调查的45所民办高校中，资产完全没有过户的有11所，占24.4％；而资产完全过户到位的学校数仅2所，比例为4.4％。法人财产占全部资产50％以下的学校数共有29所，其比例高达64.4％。
在关于合理回报并相关心态的调研中，始终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高校数，仅为3所，其中2所为主要由社会捐赠的学校；选择暂时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院校数高达26所，占调查样本数的57.8％。而当允许重新选择时，“先前选择不要回报，现在仍选择不要回报”的学校数骤减至10所，而“先前选择不要回报，现在选择要求合理回报”的学校数则大幅增加到19所，加上14所“始终要求获得合理回报”的学校，可以看出，70％以上的民办高校举办者实际上都是要求获得合理回报的。
董圣足指出，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选择“暂时不要求合理回报”的主要原因，大致有4个方面：第一，举办者将投资教育视为公益性事业，本身不要经济回报；第二，担心要求合理回报会给学校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第三，办学成本很高，收入有限，本身难有经济回报；第四，现有法律法规对要求合理回报限制太多，且手续繁琐，举办者放弃合理回报。
产权过户是否影响投资者积极性
“因为产权没有过户，很多民办高校的资产都被抵押担保了，一旦经营发生风险，企业的教育资产就要被拍卖。上海的托普集团、南洋教育集团，都是由于资金断流造成崩溃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落实法人财产意义重大。”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说，“产权不应该是模糊的，模糊对办教育没有什么好处，25号令恰恰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明晰产权的举措。”
在上述调查中，45所民办院校只有8家没有抵押贷款，37家民办院校资产处于不同程度的抵押状态，所占比例高达82.2％。部分民办院校银行负债率较高，其中校产半数以上处于抵押状态的学校有16所，所占比例为35.6％。
“举办方对资产过户的态度”的相关问题调查显示，表示“理解并完全支持”的8所学院多数为“创办者少量投入，长期滚动发展”起来的民办院校，经了解，其资产本身已经登记在学校账上，所以不存在过户的问题。31所学校选择了“不理解但无奈”和“不支持”，所占比例为68.9％。
“民办教育资产，按照目前的相关文件，在存续期间属于社会财富不属于企业所有，只有清产的时候才可以拿回来。当一个学校清产的时候，又要面临很多官司。这样几百亿、上千亿元的资产就被政府‘没收’了，这种解释是在‘公平’状态下的解释吗？给投资者的感觉是，我就这样，你爱干不干。你不过户停止招生，我停你指标。我们非常无奈！”已经连续向教育投资6个亿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锡华教育集团董事长张杰庭说：“你投完资，建完了东西，政府收走了，变成社会化财产。从出发点来讲，政府是在规范民办教育，但是结果和出发点是反的。现在这些民办教育的投资者怎么办？还有心思继续往里投吗？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想退出也不容易。举个简单例子，其他行业的民营企业可以进行股权重组、进行资产置换，有多种形式发展壮大，但是教育不可以。”
“《民办教育促进法》35条规定，个人投入学校的资产转为法人财产，投资于是就变成了捐资；而该法的36条规定，学校存在时，产权和举办者没关系；到59条，学校终止的时候还是没关系。根本就没安排退出机制。”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曹永安如是说。
“在这个政策的背景下不会有大财团进入民办教育了，我们想去资本重组、想股份重组都非常困难。这阻碍了资本的进入，对这个行业来讲肯定意味着倒退。”肖川对25号令引发的行业震荡作出分析：“事实上有很多企业是用公司行为投资办学，根据25号令，他的公司和学校一过户，没有办法运行了，因为不能完全参照《公司法》——投资公司的股东们选择办这所大学，但资产一过户，投资公司的资产一下少了一块，股东们再也不能有投资项目分红，投资公司没有办法进行再融资，不能抵押，更不能盘活。按这种机制运行下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不利的。我想民办学校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更大规模发展的时候，资本进不来，那资金链就要断了，行业也就会随之崩溃了。”
不少学者也担心，倘若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民间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受损，最终则没有赢家。
“政府干预少 民办教育好”
“在一个强调和谐的多元化社会，政策的出台需要注意什么？应该遵照怎样的程序？一个尊重民办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政策出台，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真的太重要了。政策对我们行业能产生致命的影响。”广东岭南教育集团董事长贺惠山一提到民办教育近30年来的政策变革，脸上禁不住流露出些许无奈：“10多年走过来的感觉，我觉得民办学校发展最好的时刻，就是政府干预最少的时刻……我们在一心一意做好教学、做好管理、抓好内部建设，练好内功，但最难对付的就是政策，上面一纸政策出台，往往让我们如临深渊、招架不住。”
“真正搞民办教育的人，在过去这些年，恶意的行为不多，90％以上的学校的倒闭是政策层面带来的，一个政策出来倒一批，再一个政策出来倒一批。”肖川的言辞更为犀利。
江西城市学院院长黄玉林也表示赞同：“综观民办教育的政策，众多条例和管理办法的出台，总是有一个先导性的事件——比如说江西服装学院的事情直接引发了教育部的25号令。但是政府没有看到，江西服装学院事件的根由却是政府突然叫停已实行多年的学历试点，造成市场链条的脱节，最终造成了连锁反应。如果说政府可以更宏观地规划整个民办教育的发展，而不是根据偶发事件制定法律，也许整个民办教育界不至于如此终日惶恐不安。”他说：“如果说政府在制定关于民办教育的政策时可以像今天这个会一样，让大家坐下来谈清楚，把双方的利益都摆明，恐怕政策也可能不会带来如此大的波动与震荡。”
“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应广泛考虑整个政策的实际适用性，并在政策施行期间派专人到地方了解实际情况，以及时沟通、及时反馈信息。要尽量避免粗暴式推行带来的不良反应和不利后果。”对产权问题多有研究的董圣足如是说。
“全国300多所正式建校的民办高校涉及一两百万师生、数百亿元校产，对这样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行业群体，政府出台法律法规条令必须慎重。无论垂直还是横向联系，要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否则问题是严重的，我们能不能通过各种声音来建议，25号令的执行要缓一缓，等大家都弄明白了再说。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对行业造成巨大伤害，还将损害到政府的形象。”肖川的说法在与会代表中有较强的代表性。他们认为，25号令强调资产过户的核心精神没错，但无论对现实中的行业环境还是从业者来说，都需要一个更长的过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