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学出版论坛现场。右四为施特，右五为道蒂。
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威廉·施特（William P. Sisler）的名片有三个版本：英文、中文、日文。这与哈佛大学引以为傲的东亚研究有关——哈佛学者费正清发起的哈佛东亚研究论丛，从大约50年前出版第一本专著，到现在已出版了约300种。
8月底，施特第一次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彼得·道蒂（Petter J. Doughert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出版数理学科、经济学著作见长，但也曾出过三卷本的英译本《金瓶梅》。道蒂也是第一次来中国。
8月29日，在“新六感北京出版创意与国民阅读促进中心”举办的“中美大学出版论坛”， 让两位美国出版人惊讶连连。他们听到了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以及一些中国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的发言。
“从这个论坛上了解到，中国现在的这些大学出版社大多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他们从基本的教材出版做起，现在才刚刚开始关注真正的学术出版。我有点惊讶。另外至少两位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提到，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同行评议制度。这也让我惊讶。看来我们的运作方式真的很不同。”施特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听了两位美国客人的发言后则说：“他们也在考虑在强化学术出版的同时，怎么能够更加市场化和商业化。我想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正好相反：过去市场化程度是很高的，但是在学术出版方面，美国的同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在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创立之初就已存在，直接沿袭自英国的大学出版社。“每一本印有‘哈佛大学出版社’字样的书，都必定是经过我们的评议委员会通过才会出版的。”施特说。
哈佛大学出版社目前的评议委员会有13名成员，都是哈佛大学的高级学者，来自不同学科。他们的任期通常为三年，有的会续任。出版社社长可以根据出版需要来挑选学者，然后征求学者所在院系主任的同意。“通常他们都会同意。因为帮助把握我们出版的质量，也有助于维护大学的声誉。”施特说。
委员们不会从出版社得到报酬，但是可以获赠新书和每月一次的免费午餐。评议就在午餐时进行。出版社会给委员们准备好一套材料，包括编辑做的书的摘要，两个外部专家的匿名意见报告，以及作者对这些报告的回应。委员们有时候会要求提前看书稿，但通常一次讨论之后就会对书作出判断。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让作者提供更多的报告，以确保学术质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流程与此类似，只不过委员会只由5名教授组成。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尝尽“同行评议”的苦头。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里写道，1974年，他写了一本概论性质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国并不神秘》送交一家出版社，结果三次审稿都未通过。1976年他写出《万历十五年》，也被出版商推来推去，大学出版社认为它不算学术著作，商业出版又要求他去掉所有注释，适应小说读者的习惯。直至 1978年，这部书稿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1981年出版。这时，黄仁宇已经被纽约州立大学辞退了。
“我在三个大学出版社前后做了34年，极少有学术政治。他们都是高级教授，不会愿意给公众留下有负面印象。而且每次同行评议都是多人参与的，有很多讨论空间。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个教授不喜欢就拒绝一本书。”施特回应说。
为什么中国的学术出版社没有这样的制度呢？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分析说：“中国目前的学术界还有很多难如人意的地方，缺乏科学的、有效的学术评价制度。多数人接受不了批评，以为批评就是否定。人们习惯地认为学术评议就该说好话，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质量差。”
贺圣遂和北大出版社总编张黎明都感慨，大学教授的优秀著作常常被社会出版社抢走。贺圣遂分析说：“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普遍成立较晚，出版品牌的影响相对较弱。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更倾向于到人民社、商务、三联、中华这些历史悠久的社会出版社出版。更多的时候，学校出版社只能接受本校教师在社会出版社出版相对困难的出版物，同时，校方对本校教授的优秀著作是否应该留在本校出版社出版也没有相应规定，这就造成了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有许多局限。”
电子出版
在美国，学术出版物的一个主要采购者是大学图书馆，中国也是如此。据贺圣遂介绍，复旦版的学术图书60%是大学图书馆订购的。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经费普遍缩减，图书馆更愿意将有限的经费用于订购期刊和电子数据库。在中国，据人大出版社总编周蔚华介绍，“以人民大学图书馆为例，它的经费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出版物膨胀的增长率。只有把有限的资金转向订阅一些连续性出版物，订阅期刊和数据库，所以就大大压缩了对图书的订阅。”这成为大学出版社的一个直接压力。
让周蔚华耿耿于怀的是，人大社的招牌产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近年受到清华同方开发的“中国知网”的严重冲击：“实际上中国知网和人大资料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人大资料的内容没有充分的数字化，受到严重的制约，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
相比起来，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化方面有些捉襟见肘。施特在公开演讲时说：“大家都说‘所有东西都必须有数字化呈现’，但事实是这样做花费巨大，大多数美国的大学出版社都承受不起。甚至一些商业出版社也承受不起。而我们又不放心将那些珍贵的手稿交给第三方去数字化。那么谁能资助大学出版社，帮助我们数字化？这是一个问题。”
哈佛大学出版社对电子出版的热情也不高，只是乐于通过网上书店来销售图书。亚马逊网站的销售现在几乎占哈社销售额的16%。“在美国，严肃的学术著作还没有接到数字化出版的需求。如果出现这种需求的话，我们会去做。”施特说。
生存压力
要理解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不同思维，需要了解他们的经济结构。
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大多依靠大学支持。哈佛大学董事会在1913年决定成立出版社的同时，也决定每年借给这个出版社一两万美金，以后卖书赚了钱再慢慢还。董事会强调：“这个出版社的宗旨是出版高学术水准的著作，而不是参与商业出版的竞争。”
现在，哈社已经不直接从哈佛大学获得资金支持，而是主要依靠哈佛基金（Harvard Endowment Funds）拨款和自己的销售收入。“我们当然也想在学术和商业之间求得平衡，但是我们肯定是把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我一年赚500万美金，但是出的书学术品位都不高，董事会一定会炒我的鱿鱼。”施特坚定地说。
普社情况类似，只是自成立之初就依靠独立于大学之外的一个私人基金支持。后来他们还不断获得捐赠，包括一些专项捐赠，比如针对翻译工作的、针对爱因斯坦专著出版工作的等。当然还有他们的书籍出版所得。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大多是自负盈亏，商业意识比美国同行们浓得多。贺圣遂说：“相对而言，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市场运作比较成功，经济效益良好，从业人员的待遇也较好。美国大学出版社大多受董事会控制，以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为主，在市场运作方面不如商业性出版社。中国的大学对所属的出版社大多没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出版的道路宽了，商业化运作的程度也高了。”
中国大学出版社赖以维生的途径和主要的赢利点是教材出版，至于是否做学术出版，要看经济实力，也要凭出版人的良心，而没有稳定的机制保障。政府对大学出版社有一定税收优惠，但是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在学术出版的成果上有相应体现。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影响和市场回报俱佳。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自1996年出版至去年年底，销售达20万套，利润达二百多万元。《中国思想史》自2001年出版至去年年底，销售近7万套，利润近50万元。这在中国的学术出版里，算得上是成功的范例。
但是这样的学术著作，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种类里，所占比例不到30%，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更是微弱。《中国文学史》销量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大学的教材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同业里属于经营出色、也打造起自己品牌的，据社长肖启明介绍：“现在学术出版在我们总的图书品种里的比例已经超过60%，但是码洋比例大概是25%。”
而对于大多数美国大学出版社来说，学术出版就是他们的全部，很少出版教材。一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二是因为他们认为教材的学术含量不高，不符合自己学术出版的定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有教材出版，但仅限于研究生教材，占了他们所有图书种类的10%－12%。
多种经营
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们表示，要学习美国同行的学术出版经验，但是并不会放弃多种经营的思路。有趣的是，于丹、易中天等人的出版物，在大学出版人之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有些遗憾地说：“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学术进一步职业化、社会化，教师的地位、职责与考评体系都在发生变化。由此，大学出版社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的调整。现在家喻户晓的易中天和于丹都出自大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果更多地是被社会出版社拿走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则认为：“易中天和于丹成功地找出了一条联系高深学问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通道。他们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能小觑的。但是，我们的学术出版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他们的成功作为我们取得成功的捷径。”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的态度相对折中：“易中天、于丹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丰富了广大读者的精神世界，我认为是值得赞许的好事情。对一个人而言，方便面也能够满足他的温饱之需，虽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吃方便面。普及化的文化读物，也可以满足精神饥渴，滋养心灵。因此，我们不仅为教育出版、学术出版、专业出版服务，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优秀的文化普及读物。”
（赵伟、吴静对本文也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