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AI是中国人个性测量表的英文缩写，这份源于本土化初衷，由内地与香港学者携手历时十余年编制开发的个性测量表，首次提出“大六”个性因素，对西方经典的“大五”个性理论提出挑战，并发现隐性和显性的个性特质。

 

在心理咨询、人才测评中都会用到各种心理测量工具，而只有以本国人为基础编制的工具才能真实地反映国人的心理状态。   本报记者 李晨/摄影

 

近日，本报有关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报道引起了多方关注。为了深入了解这份中国人自己的个性测量表背后的故事，记者采访了其主要研究人员。

 

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测量工具

 

“我导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心理测量，我后来继承了这个方向。差不多20年前，在包括香港、台湾的华人地区，心理测量工具大部分都由西方翻译而来，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测量工具，如MMPI（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量表，编者注）。但我们发现，无论这些工具在美国运用得多好、多么有效，拿到中国之后总会有问题，都会造成测量工具不能十全十美地或百分之百地适用于测量中国人的心理。当时我们就设想，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实际出发，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测量工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建新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谈到，编制CPAI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实现西方心理测量工具的本土化。在诸多因素的促使下，两岸三地的学者都开始着手编制心理测量工具。不过20多年前他们并不会料到，若干年后，CPAI得出的研究成果却能挑战西方最经典的个性理论。

 

与此同时，台湾学者首先意识到本土化这个问题，走在了前面。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发展迅速，人们手中有钱了、底气足了，自信心也增强了，开始觉得不是所有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在诸多因素的促使下，两岸三地的学者都开始着手编制心理测量工具。

 

1992年，经过筹备，CPAI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不同地区采集样本，收集了2444名成人的心理答卷。1996年，花费了3至5年时间，中国大陆和香港合作，经过几轮的筛选、评估、大样本测查、统计、调查、修改、再调查等步骤，CPAI的第一版确定下来，包括22个个性量表、12个临床量表和3个效度量表。个性量表适用于所有的人；临床量表主要运用范围是心理有问题或有病症的人；效度量表用于检测被试者是否故意掩饰自我、是否作假等测量态度。

 

“最大的特点在于前两部分。第一部分个性量表的部分量表是西方没有的，如和谐性、人情、面子、亲情等量表。第二部分临床量表中，有一个量表也与西方有所出入，即躯体化量表，它反映中国人在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时，过去总是倾向归因于身体问题。这是中国人很大的特点。”张建新这样阐释CPAI第一版的主要特征。

 

CPAI确实在某些方面反映出中国人行为方面的特点，而且它是中国大陆编制的第一个有中国特色和本土化的综合性个性测量工具，录入数据也相当丰富。此后，其他科研单位也开始尝试做类似的量表。

 

大五模型并非“十全十美”

 

个性特质理论是个性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该理论认为，特质是构成人类个体个性的基本单元，可分为表层特质和深层特质。深层的个性结构可以用分类的概念，或者用维度的概念来加以界定。无论采用怎样的概念，特质理论的关键点就在于：首先承认个性特质是可以测量的，然后再在测量出来的特质基础上探索个性的结构。

 

张建新告诉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已经有不同研究者陆续提出各自独立的研究结果。他们都发现了5个个性因素，尽管他们给5个因素的命名不尽相同，但5个因素对应的内涵却完全一致。由于当时的社会对个性心理学关注不多，这些研究成果也就一直默默无闻。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个性特质理论重返心理学界，成为研究的热门。通过对过去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用5个因素来统领零散的研究结果是比较合理的，众多的后续研究将其称为个性五因素模型，即大五模型（FFM），并不断重复验证该个性结构模型存在的合理性。张建新说，这导致许多研究者相信，五大个性因素就是人类个体行为背后的共同个性结构，具有跨文化的人类普遍性。

 

大五模型的5个个性因素是“情绪稳定性”、“外向/内向性”、“开放性”、“融合/宜人性”、“认真/责任性”。张建新回忆道，当初他们也想用大五模型来验证CPAI的数据，于是，两个个性特质结构历史性地“撞”在了一起。

 

一个严肃而有趣的科学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既然大五个性问卷测量涵盖了跨文化的个性特质，而CPAI测量到的是中国文化特色的个性特质，那么两者测量的结果是相互包容的、还是相互区分的？

 

1997年，也就是CPAI第一版完成的第二年，张建新等研究者对CPAI和大五个性问卷的各分量表作了一次求证性的联合因素分析。该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现出一个个性特质六因素结构，其中有4个因素分别与大五个性问卷的“情绪稳定性”、“外向/内向性”、“融合/宜人性”、“认真/责任性”个性因素相包容。第五个因素仅容纳大五个性问卷中的“开放性”量表，单独构成一个因素；而CPAI中的“人际关系性”量表则未与任何大五个性问卷的量表相交融，也独自形了第六个因素。

 

通过上述推理，张建新等人当时认为，大五模型可部分地适用于描述中国人的个性特质，但远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人的典型社会行为模式；CPAI的“人际关系性”（IR）刚好从中国文化角度，补充测量到中国人具有的特殊社会性个性特质，而IR行为模式在西方人群中可能并不十分典型和突出；“开放性”更可能是西方人的典型个性特质，它在中国人群中可能不具有突出的社会生存价值。

 

西方人群复现六因素结构

 

1997年之后，张建新和香港的研究人员为了验证上述推论假设，陆续在1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一致性地表明，个性特质六因素结构的确存在于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人群之中。

 

张建新告诉记者，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他们向国外学者介绍了这一研究成果，对方表示很感兴趣。于是把CPAI拿到新加坡的华人中去测量，结果六因素结构模型得以清楚地复现。后来，CPAI又得以测量了夏威夷的非华裔美国少数族裔人群。能够在这些人的个性特质测量结果中发现六因素结构，的确令中国的研究人员感到很意外。

 

“因为此前我们多保持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个性五因素模型更适用于西方人群，它在描述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时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需要补充进CPAI的‘人际关系性’因素、合成较完整的六因素结构后，才能较完整地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个性特质。但是，在非华人样本中也能复现六因素模型只是一种偶然性呢，还是具有更为深层的理论性的暗示呢？”新的发现使得张建新等人开始了更为大胆的假设和实证。

 

为了能够排除偶然性的解释，研究者又将曾被用于夏威夷非华裔大学生样本的英文版CPAI，对美国本土的白人大学生样本进行了测量。其结论是，个性特质六因素结构在美国白人大学生中也能得到复现。

 

“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人际关系性’因子在西方人的个性特质中也潜在地存在着。”张建新说，一个大胆的假设推论逐渐地清晰起来，即‘开放性’与‘人际关系性’个性特质因素均展现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独特性，‘人际关系性’更多地折射出中华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而‘开放性’更多地反映出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求索精神。

 

张建新认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在塑造个体的个性特质时，将“开放性”变为显性的特质因素，而将“人际关系性”抑制为隐性的特质因素。在此文化环境中编制出来的西方本土个性测查工具很可能存在一个盲点，即抓不到潜在的“人际关系性”特质因素。与西方文明相反，中国文化将“开放性”压抑成为隐性的特质因素，这也成为中国本土化测量工具（如CPAI）的一个盲点。

 

中国人心理走向现代性

 

2001年，CPAI再次进行大范围的采集样本，包括全国七大区1500名成人和香港350名成人，完成了CPAI第二版。“通常情况下，一个测量工具经过一段时间需要重新修订。因为其中的题目和内容可能已经过时，随着时间变化测量对象也会发生变化。”张建新介绍，与第一版不同，第二版的个性分量表增加到28个。

 

不久后，周明洁作为张建新的博士研究生加入到CPAI的研究中来，她开始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由于此前，只有台湾学者杨国枢以台湾地区样本为数据进行过个性变迁的研究，所以周明洁的研究将为大陆个性特质的纵向研究提供宝贵的结论。

 

有关社会变迁与个性变化的成果，《科学时报》已进行了相关报道。周明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分析之前，我们有一个假设，认为1992年中国的社会机制还只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开端，10年时间，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也感觉到，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的心理特征、个性模式是一种比较深层的行为方式，是不是也跟着作出了相应的改变？”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的群体个性特征正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表现为更为多元化、个性张扬、人际关系的束缚在减弱。延续前面的研究路径，周明洁发现，原本在CPAI第一版中属于隐性的中国人个性因素——“开放性”，在CPAI第二版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而原来属于显性的中国人个性因素——“人际关系性”，反而在CPAI第二版中有所减弱。周明洁认为：“这两个因子的出现和变化方向，可能跟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有关系。”

 

“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个性变化的方向、轨迹，中国人整体变得灵活性越来越强了、领导性越来越高了，也就是现代性更强了，而对应着传统性的人际关系，如人情、和谐、礼让这些东西变少了。这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当你面对未来的生活、面对未来变化中的社会时，你需要在哪些个性方面作出适当的调整，而且是符合发展方向的调整。”周明洁这样解释CPAI如何帮助大众找到应对社会变迁的方式。

 

关于CPAI，周明洁告诉记者，它是一个工具，不仅可以用来做科学研究，还可以通过改编用来进行人才测试。而且，香港学者对CPAI的数据也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两次采样前后恰好跨过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段，所以，香港学者对两个版本数据进行的香港人的分析，可能会出现更加有意思的结论。项目负责人张建新也告诉记者，CPAI可作的研究还有很多，再过3～4年，CPAI将进入第三个10年，届时，他们还将进行第三次大范围采样，对中国人个性变迁的研究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对整体人类心理行为的解读也将继续。

 

“如果能够平等、宽容地对待在其他文化和本土文化下产生的个性测量工具，并使用它们来共同测量不同人群的个性特质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单独使用任何测量工具都难以全面揭示出来的个性特质因素结构。这正是个性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张建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