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楠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4-29 8: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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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罗沛霖院士:可爱的战略科学家

 
4月28日,在罗沛霖遗体送别仪式上,相濡以沫近八十载的老伴杨敏如,轻拭了一下泪水说:“他这是自然归队了。”
 
罗沛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于2011年4月17日0时5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8岁。
 
红色科学家
 
1913年12月,罗沛霖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193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我国科技界多少年来都称罗沛霖是“红色科学家”。因为在1938年,罗沛霖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那里,他加入中央军委三局,参与创建了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并任工程师。他和同事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做出了60余部电台送往抗日前线。
 
几乎是突然间,罗沛霖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那是1947年,党组织希望他能够找机会到美国留学,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储备人才。次年,他带着地下组织资助的500美元和第一套西装,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1949年,比罗沛霖小12岁的郑哲敏与他成为室友。彼时,罗沛霖35岁,精力不比郑哲敏这些年轻人,他常说自己“考试只要及格就行”。但他已经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善于抓要点,有很好的学习方法,后来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
 
当年,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海外学子中颇有影响,罗沛霖是加州理工学院支会负责人。郑哲敏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包括自己、罗时钧在内的数名归国学子,多少都受到罗沛霖爱国热情的感染。
 
罗沛霖与“两弹元勋”钱学森的深厚友情,持续了近80年,两人在上海交大时就已非常要好。罗沛霖到加州理工学院留学,也出自钱学森的建议和推荐。
 
在美国每到周末时,罗沛霖都要带着香港《大公报》和纽约《华侨日报》到钱学森家,给他传递国内的最新动态。因为钱学森身份特殊,不方便订阅。当然,钱学森、蒋英夫妇也会招待罗沛霖一顿美餐。直到他们都回到国内,罗沛霖和郑哲敏等也会带着夫人,前往钱学森家小聚。
 
郑哲敏回忆,那时罗沛霖青梅竹马的爱人也会频繁从国内来信,于是他们同学间早就从信封上得知,罗夫人叫杨敏如。
 
1950年,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加之朝鲜战争造成时局紧张,罗沛霖担心中国学生回国会受到限制,向导师提出了提前口试答辩。答辩后不久,郑哲敏等人就送他和鲍文奎、赵忠尧、罗时钧几人一起上船离开美国。
 
上船时,行李管查很严,赵忠尧自己新编制的教科书《量子力学》都被扣了下来,而罗沛霖因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买的几十张密纹唱片倒是顺利过关。忆起当年,郑哲敏笑着说:“出发前一晚,罗沛霖连夜把唱片的包装拆下来,但他的行李还是非常沉,我还帮他拎呢。”这些唱片,罗沛霖保存了很久。
 
罗沛霖当时并不知道,船开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到学校寻找他的下落。他在船上完成的博士论文,由郑哲敏整理、打印后递交。而他的博士毕业证,直到1954年,校方才通过钱学森转交给他。
 
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回到国内,罗沛霖就投身于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后来更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1~1953年,他参与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的创建,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和电子设备生产配套打下基础。
 
罗沛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正是在这个规划中,中科院电子所、半导体所、计算机所、自动化所的筹建被提上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记得,1958年,他在中科院电子所参与研制超远程雷达,这是十二年科技规划在电子领域启动的第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罗沛霖是项目负责人之一,被大伙亲切地称为“罗博士”。
 
当时大家都不太有经验,主要是根据主观需要制定技术要求和指标,罗沛霖却熟悉国际上正在发展的各种新材料和新器件。他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使中国在继美国之后,成功观测到月球回波。
 
1973年全国计算机联合组成立,清华大学为组长单位,由罗沛霖主持,意在研制我国最早的通用计算机。因而罗沛霖那时经常到清华大学走动。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吕文超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当时罗沛霖正在研究集成电路元器件设计,希望能够提高加法器的算法,他时常会带着自己的文章,与王选、李三立、吕文超等人探讨。“他那时已是‘大家’,有点想法也还会听听‘小字辈’的意见,非常谦虚。”
 
DJS-130(DJS-100为小型通用计算机系列)的CPU是采用国产集成电路设计完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三立也是当时计算机联合组成员,他表示,这是我国计算机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在能够批量生产的计算机中,CPU和其他部件(包括磁芯存储器)均由我国自己设计和生产。“这和罗老的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DJS-100系列批量生产以后,罗沛霖又十分关心其应用。李三立回忆道:“罗老还亲自带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师,到应用单位去推广DJS-130。”
 
此后,罗沛霖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微处理器、光纤、光盘,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电子工业的3个重要新因子。
 
1980年,罗沛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根据两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回忆,1988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咨询报告》刊登了罗沛霖《关于促进我国计算机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研究》一文,“这是在大量调研和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示:在‘八五’计划中适当采纳。从而推动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
 
罗沛霖对科技新方向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他把电子计算机、微电子、光纤技术、光电子技术、雷达新技术、卫星通信等作为工作重点,在这些领域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门新兴学科,试图通过模拟人脑神经系统加工、记忆信息的方式,来研制具有类似人脑信息处理能力的机器。
 
1987年,罗沛霖到美国访问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要性。
 
吴佑寿称,罗沛霖回国后立即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推动有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在此基础上,1990年,首届中国神经网络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8个一级学会——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化、物理、数学、生物物理和心理学会——组成跨学会的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CNNC)。
 
可爱的战略科学家
 
罗沛霖治学广博而又精通,为人处世却甚是低调,用郑哲敏的话来说,他这位老哥们儿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向来“什么要求都不提”。也许,罗沛霖“知名度”最高的工作,是倡议并推动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1992年,他与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和侯祥麟等6位学部委员再次讨论成立中国工程院。师昌绪说,罗沛霖字斟句酌,完成了上报材料《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两院的合作问题、工程院院士的资格与入选标准等等。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罗沛霖发表的论文覆盖面很广,级别也很高。不少论文都是在他耄耋之年后,一笔一画写成的,每有发表都引起电子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近九旬时,他还获得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建会百年纪念奖。
 
晚年,罗沛霖更多专注于软科学研究。
 
师昌绪认为,他不但对推动我国电子计算机、雷达、集成电路等方面作出贡献,对我国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也提出了独到见解。如发表在《技术科学发展与展望——院士论技术科学2002年卷》的一篇文章,“罗老从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来论述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而不只是发表一些思想或建议”。
 
今年两会期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而罗沛霖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在信息时代之后,来临的应是一个文化信息时代。他的前瞻性思维可见一斑。
 
谦和、认真、开朗,是熟悉罗沛霖的人对他共有的印象。
 
李三立最后一次和罗老见面,是在清华大学纪念孟昭英百岁诞辰纪念会上。当时罗沛霖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上汽车时,一条腿已经很难迈进车内了。李三立说:“是我帮他把腿放进车内的。即使如此,他还远道来纪念孟昭英先生,这也让我们这些后辈十分感动!”
 
甚至在九十岁出头,罗沛霖身体还很硬朗的那几年,每到春节,他都会和杨敏如一起用电脑设计贺卡,放上老两口的照片,罗沛霖还会用笔写上他应景创作的诗赋,做好后寄给钱学森、郑哲敏等人拜年。他对祖国、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也成为可爱的人。
 
4月22日,得知罗沛霖已然仙逝,师昌绪说:“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他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科学时报》 (2011-04-29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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