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主办的“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英国公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斯·穆尔（James Richard Moore）也应邀参加了本次国际会议，他与英国学者阿德里安·戴斯蒙德合著的《达尔文》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达尔文传记之一，该书的中译本于2009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次会议期间，本报记者就《达尔文》传记的撰写、进化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专访了穆尔。
□ 受访者 英国公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斯·穆尔
□ 采访者 本报记者 杨新美
《科学时报》：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尔文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大部分保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的笔记和书信被编辑整理出版了。你和戴斯蒙德合著的《达尔文》被认为是一部权威性的达尔文传记，你们是如何完成这部巨著的？
詹姆斯·穆尔：在19年前，这本书首次出版时，被认为第一本讲达尔文的传记，这个评价是对的。我们没有采访他的亲朋好友，但是我们比他们都更了解达尔文。我们是第一个搜集了所有资料，包括达尔文的信件、手稿。这是在过去30年中，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
我和戴斯蒙德并不经常见面。我是美国人，戴斯蒙德是英国人。他并不喜欢达尔文，可是我非常喜欢达尔文。可能因为我们之间是互补的，所以最终完成这本传记。从1989年到1991年期间写这本书时，我和戴斯蒙德相隔50英里，没有使用过电子邮件，主要交流、沟通方式就是使用电话和软盘。这并非是一个容易的工作。他写一些章节，我写一些章节，然后用软盘将其邮递给对方。各自再读对方写的部分，进而作些修改。如此，一次又一次写，一次又一次的交换，一次又一次的修改。
在这本书中，他写的是达尔文一生的开始，我写的是达尔文的后半段人生。我们俩统一了一种写作形式。起初只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写23个章节。可是后来章节越来越多，到第16个月时，写出了44个章节。截稿日期临近，出版商用摩托车速递，将稿子带回到了出版社。如果错过这个时间，可能要一年后才能出版。
在写书过程中，由于戴斯蒙德家里诞生了一个新生命，因而他只能在夜里工作，这是极为困难的。在这期间，我们还在BBC做了一档电视节目。
《达尔文》这本书很畅销，在全球以10种语言出版，有土耳其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日语等，甚至还有俄语。在圣彼得堡，我的朋友见过俄语的盗版书。这是我非常骄傲的事情。在巴西，甚至有一些学生在翻译这本书。
《科学时报》：在《达尔文》一书的封面上印有这样一句话：“一位饱受折磨的进化论者的一生”。由此可以看出似乎在暗示达尔文不仅仅头戴科学战胜宗教的胜利光环，还经历不为公众所知的苦难历程，而你们在书中展现了达尔文一生中的多面性。
詹姆斯·穆尔：的确，达尔文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受人尊重的绅士，拥有危险的秘密。但是这个危险的秘密不但没将他陷于死境，反而使他无比成功。《达尔文》一书审视了他的一生。在这19年间，很多关于达尔文的传记出版了。但是那些都不是原始的资料，我们这本才是最厚重的。
我们笔下受尽折磨的达尔文，从他的政治视角开始，而并非从他的家庭开始落笔。我们将政治、科学、社会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写出了达尔文的生平。
在达尔文20岁左右时，就发现进化论之说，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进化论的言论是极其危险的，倘若发现后他立即公布这一学说，意味着将被人责备、辱骂成坏人、无神论者。所以在发现进化论之后的20年里，他都一直保持沉默，在公共生活中伪装自己，巨大精神压力让他曾在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心理病态，并患上终身疾病。
实际上达尔文不仅是一个生物学家，还是一个大富翁，他当时拥有相当于现在700万英镑的财产。他的身份和我们在课本中学到的、印象中的不一样，达尔文是一个有着激进理念的资本家。
《科学时报》：在转变为进化论者前后，达尔文对宗教的态度有何不一样？
詹姆斯·穆尔：科学和宗教对于达尔文来说毫无关联，相信科学的人不应该谈论宗教，相信宗教的人不应该谈论科学，这是达尔文的思想。我们在看到的信件里，达尔文是这样写出自己的观点的。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达尔文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放弃了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是不道德的。但他并非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他生命最后时期，达尔文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一切美好的时候他信上帝；当一切不美好时，他就会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科学时报》：在《达尔文》传记中我们发现《物种起源》一书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中期获得成功，是什么奠定了这一成功？
詹姆斯·穆尔：在1859年后，达尔文已经奠定了他稳固的科学家的名声。在此前的20年，他本是一个地质学家。当时发表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奠定了他科学家的位置。如他对世界各地藤壶所作的研究和描述，对英国的航海贸易有利而无弊。因为对藤壶的研究，达尔文出版的一些著作获得皇家的奖章，接下来才发表了《物种起源》。所以他的研究似乎看起来与进化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会奠定他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的形象、地位。此后，他才能很安全地去发表进化论。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帝国的扩张、海外的竞争开始，达尔文的理论为帝国在世界上扩张行为提供了一种科学依据。
《科学时报》：达尔文如何传播他的科学理论？
詹姆斯·穆尔：他身体不好，患有疾病，所以他经常与德国、英国、美国的朋友们通书信。他主动拉朋友，找到自己的科学同盟。他退隐在这个科学联盟之后，让朋友们来传播，冲锋陷阵。
当时知道进化论的人都不是科学家，当时都是绅士阶层，有探索自然兴趣的人，而并非现在所谓的“科学家”。尔后，随着识字率上升、人口增多，下层人组织起工会，妇女争取选举权。从1870年开始，教育普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开始大量出版，6便士便能买到一本。当时的工人阶级用《物种起源》作为自己的武器去打破教会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
然后到20世纪，宗教和政治总是联合在一起，人们要打破束缚，就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达尔文学说正是他们最好的武器。
《科学时报》 (2010-9-16 B2 科学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