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
自17世纪中叶一直到1949年，我国有近120万份标本被外国人搜集研究，由于植物命名有国际公认的优先权，中国植物的70%都是由外国人的名字命名。
在王文采的记忆里，1949年的时候，能用来学习植物分类学的本土教材还只有两本，遇到鉴定不出的植物，便只能找当时唯一讲授植物分类学的先生林镕求教。
在采访过程中，这位84岁的老人一直在说分类学“丢不得的”，因为它在半个世纪内的从无到有都是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家们“拿命换的”。
20世纪初，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等第一代植物分类学家毅然从哈佛大学归国，跋山涉水收集标本，越是深山穷谷越要去，越是名山险川越要闯。
1938年，吴征镒和周家炽从横山采集归来，在长沙一座大楼上整理标本之际，遭到日寇的轰炸，人和标本一起从四楼飞下草坪。
一次在西双版纳的考察过程中，王文采患上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个年轻人每人献了400毫升血，才救了王文采的命。
《中国植物志》的第四任主编，吴征镒院士曾经感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
王文采已经将分类学研究萎缩带来的种种恶果视为“第八十二难”，无法鉴定和认知标本，就会影响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识读；无法发现和鉴别新增的入侵物种，将对林业、农业产生重大隐患；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缺乏分类学的基础，将无法得知物种的分布和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科学家迄今发现、描述和命名的物种仅占我们这个星球全部物种的6%——存在的3000万个物种中了解的不到200万个，而剩余的94%则在快速消失的生态系统中自生自灭。到2050年，仅仅因为气候变化，地球上一些地区有多达37%的物种将消失。
为了阻止这一态势，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开展了“提高分类学专门技术合作”大规模项目计划，旨在帮助年轻的分类学家。
据报道，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已经引入了两个为期4年的传统分类学资助项目，预计从2010年开始实施。
这些举措在王文采看来有些不可理解：“时代变了，我那时候根本没考虑过钱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所里曾经给了王文采十几万元的项目资金。这个一辈子就攒了两万元的老头儿一度不知道“这么大的一笔钱”要花在哪里，便托给了一个学生保管。
现在，这笔钱终于找到了用途，用于发表论文。一家国内的学术刊物已经明码标价，发现一个新种后要发表论文，得先交500元的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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