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华人学者中涌动着一股回归潮，这让美国也开始感到人才流失的危机。2008年2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施一公放弃在美的高薪回国发展，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由此带动一批科学家回归，引发了“施一公效应”。
美国《纽约时报》曾专门做了报道，“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另一方面，包括尖子生在内的更多大学生们，已经从所处求学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师资队伍的交替中，感受到了出国留学的另一种必要性。
按照王拉芝的考虑，她希望哈佛学成后能回母校任教。像复旦这类国内名校，早些年引进的师资就已经以海归学者为主，仅持国内一流大学的学位证书几乎已不具备留任的资格。
另据统计，在目前高校中，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80%左右是“海归”，长江学者中的“海归”比例高达94%。
“相比于改革开放早期的公派留学生，上世纪90年代后的留学人员，对国内发展更有信心，他们回国的心态更积极、乐观，考虑的是将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很多学者认为，今后二十年内，中国会出现一批科技、文化领域的智识领袖，他们以学术影响世界。“这些智识领袖很可能会从现在这些赴海外留学的尖子生中产生。对此，我们完全用不着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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