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下午，在南京大学逸夫科学管理楼19层的办公室里，40天前发表文章批评学者汪晖涉嫌抄袭的
王彬彬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你和你所批评的汪晖都研究过鲁迅，因此也有人认为此次论文风波不过是派系之争，利益之争。
王彬彬(以下简称王)：不看事实，反问动机是没有道理的。我跟汪晖没打过交道，也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又不在一个学校，丝毫构不成利益之争，而且，抄袭剽窃问题跟什么派系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青年报：那您为什么要选择汪晖这本书而不是其他人的书，也许其他人的书抄得更厉害？
王：这是因为我考虑到了一个因素，就是汪晖这本书影响特别大，20多年来，这本书成了一个神话，成了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个楷模。
我认为，汪晖之所以成为汪晖，主要靠这本书奠定了地位。没有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的巨大声誉，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汪晖，怎么可能当《读书》杂志主编10年，怎么会有今天这么高的学术地位？
如果当时他的博士论文获得的评价很普通的话，他也许不会迅速地膨胀为今天这样。
如果在你的研究领域里，有一本被视为经典的东西，一印再印，是专业的必读书，你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应不应该说出来？难道不说出来是对的吗？大家都不说，你想想后果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后果是什么？
王：抄袭最严重的危害，是遮蔽了学术的来源，让后来者不能清楚知道思想的来源，这对整个学术发展都是损害，也是对读者的损害，当然，还侵犯了原作者的权利。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汪晖也是我国学术规范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这样的人，是要为整个学术界垂范的，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学者，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在内心里更不能接受。这就像警察偷东西，虽然警察犯法原则上跟任何人犯法一样，但给人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
中国青年报：但包括钱理群、孙郁等知名学者都认为，汪晖的书只是引用不规范而已。
王：文章出来后，我想到会有一些人不高兴，但我没有想到会有学者公开为这本书辩护，太难想象，因为这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声誉。
打个比方，我们揪出一个腐败分子，会有人替他说情辩护吗？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心里不高兴，但“汪粉”在网上骂骂我还可以理解，真没想到真正在学术界生活的人，会如此不顾基本事实，出来说这种话。他们的表态也说明我们的学术生态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如果不算抄袭剽窃，那么以后抄袭剽窃这两个词就可以从字典里面消失。抄袭剽窃就合法化半合法化，学术界就彻底江湖化黑帮化。
他们的问题，是把朋友义气置于基本的是非之上，这个是很可怕的，如果是在其他圈子里可以这样的话，那么在学术界，这样做事很可怕的。
而且，他们的表态一度造成了全国性的是非混淆，非学术界以外的人很迷糊，因为别人不知道规则，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抄。他们一表态，就认为不是抄了，反而觉得我有什么问题。
我特别佩服严家炎教授，过去我对他研究金庸批评得很严厉很尖锐，但他在这个事情上能明辨是非。
中国青年报：为汪晖辩护的人认为，应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那时候学术并不如今天这么规范。
王：上世纪80年代是不是不规范，郑也夫、丁东等学者都发表了文章，事实上，也许80年代的技术性规范没有今天这么完备，也没有今天要求这么严格，但实际上，80年代的学风比今天要好得多，那个时代类似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也有一两件，都是得到很严厉的处理的。
我记得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这儿有一位姓吴的教授，在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研究作者史铁生的论文，后来，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评论作者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同类主题的文章，抄袭了吴教授几百字，结果，被揭露后，《文学评论》公开发表对吴教授的道歉声明，并且追回稿费，而那位文学评论作者，也公开向读者和吴教授道歉。这个人，我很敬重。
中国青年报：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不能否认汪晖这部作品的价值。
王：对汪晖这部作品的价值，我个人认为不像它的名气那么大，并没有太多的原创性。
而且，我的文章发表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部著作，像《南方周末》就刊登文章，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在20多年来，不断地修订，出新的版本，但在修订中，有的注显示，原本是引自译本，但到了前两年的版本，竟然修订为引自原版外文，似乎是直接参考外文资料，但事实上引用的这段文字没有任何变化，可能学术界以外的人觉得这不是问题，但实际上，做伪注跟抄袭剽窃是一样的概念。
再有，也有人揭露，这本书中有几百字是抄袭自1954年(应为1958年——编者注)《新闻战线》上的一篇文章。
中国青年报：我看到报道，您对为汪晖辩护的学者抨击得很厉害，甚至用了一些很骂人的话。
王：当时有记者来采访我，说是我的学生，所以谈话很放松，我用了一些不雅的词，但一再提醒说这些话千万不能写，因为绝不能搞人身攻击，但这些词还是发出来了，他们后来也向我道歉了。
中国青年报：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王：我没有想到反响会这么大，原以为不就是正常的学术批评吗？但没想到证据如此确凿，却会形成争议，甚至还有许多学者出来辩护。甚至还有一些人问，写论文不都是这么写的吗？这是很可怕的，也许他们看惯了大面积的抄袭，对于这种看起来不那么明显或者雷同的字不那么多的抄袭，反而不觉得有问题了。
中国青年报：也有人表示不习惯你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中的行文方式，认为有些沾沾自喜的味道。
王：这也是奇怪的一方面。一个问题出来后，不论事实如何，却去细究批评者的心态。说实在话，我的行文更多地表达一种惊讶。被很多人吹得天花乱坠、在某种意义上是经典学术著作，居然会有这样的问题！因此，写作中，我表露出来的是一种震惊，还有气愤，因为我实在没想到，抄袭剽窃与汪晖、与《反抗绝望》居然会连在一起——因为在我们这个专业，这个人和这本书，都是绝对的权威。我的文章没有过激的言辞，谈不上人身攻击。
中国青年报：您经常进行各种学术批评，是因为你性格里有喜欢战斗的因子吗？
王：学术批评要得罪很多人，树很多敌，我根本不喜欢战斗，我是确实不能容忍，看不惯的就说出来，这不好吗？
中国青年报：这件事情对您造成压力没有？
王：我们学院也专门开了会，因为我就这个问题批评别人，那别人也会紧盯着我们，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警示，警示我们更加注意学术规范。
所以我认为，对于我们学院乃至学校的年轻教师来说，这是个好事情。对于我本人而言，盯的人就更多了，尤其是那些“汪粉”，千万百计想找出问题来，这对我是更大的警示。
我批评了别人，对自己必须要求更严。我相信我的批评，是有益于学术界的良好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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