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中国地下水补给资源量分布图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应像西方冒险家那样，到处挖掘“宝藏”；而应寻找在现代条件下，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达到“适应”与“共生”之路。这需要艰巨、广泛的研究，应是学界的重要任务。
其实，游牧文化消亡，工商文明取而代之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康、乾以后，传统农耕文化显得比游牧文化更强势，它不也处在消亡过程中吗？无数的空心村、巨大的民工潮，无时无刻不在展示这一历史过程。30多年来以资本力量为核心的工商文明的突飞猛进，已经造成了胡焕庸线东南部严重的生态破坏。干旱草原的生态系统远比东南部脆弱，而其最强的制约是水，于是人们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工商文明与水资源的尖锐矛盾。
巴彦浩特：水！水！水！
2010年8月10日，新华网内蒙古频道消息：8月9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给排水公司了解到:目前巴彦浩特日供水量达到2.9万方,日缺水近1万方,供水能力接近极限。
巴彦浩特原名定远城，是阿拉善盟行署、阿左旗政府、巴彦浩特镇三级政府所在地。清康熙七年（1668年）划设阿拉善额鲁特旗时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仿照北京故宫格式重修王爷府，故有“小北京”之誉。前述广宗寺就在这里。
巴彦浩特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城”，位于贺兰山西麓的洪积扇上。发源于贺兰山的3条溪流穿镇而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小镇仍有多处泉水。东关水库、南田水库等处的草沟湿地，因为泉水滋润，生机盎然。
此后城市迅速扩大，用水量超过了来水量。1986年起，靠打机井解决问题，抽水量大的高达每小时110立方米。由于昼夜不停地连续抽水，致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城内泉水干涸。
1976年，阿左旗政府兴建哈拉坞供水工程。
2000年，阿左旗建成了西滩城镇供水工程。
2001年，旗政府下达（2001）109号文件，由旗水务局接管水磨沟村水库，停止一切农业用水，改作城镇供水工程。
2005年大旱，西滩二期水源复线工程开工并于当年完工，暂时缓解了供水紧张的问题。
2008年，盟行署确定，紫泥湖盆地为巴彦浩特拟开发的供水水源地，这里距离巴彦浩特镇48公里，两者之间存在433米落差，按照工程设计需要通过三级泵站加压才能把水送到巴彦浩特。更为可忧的是：
“新水源地及周边地下水年开采量为1470万立方米（亩均用水量按700立方米），由于没有经过规划，盲目开地打井，加之过量取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水位深度由原来的2.4～4米下降到现在的8米。”
“紫泥湖上游过去的100多个泉眼只剩下现在的6个。下游原有的8眼自流井水量明显下降。该嘎查境内的哈沙图湖过去水量充足，现在已干枯了。紫泥湖湿地面积比过去缩小了2/3。”（阿拉善左旗人大网《关于对全旗水资源利用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
有关方面指望靠紫泥湖的水源保障巴彦浩特未来20年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靠得住吗？即使能保障20年，在文明发展史上，这不过是一瞬间，后人又该怎么办？过去30年，人们见惯了这样的案例，一个措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制造出10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巴彦浩特仅是一个人口不足7万的“城镇”。如果这个城市的供水系统能保障它20年的发展，20年后，会有多少居民？围绕着它会有多少企业？到那时断水，如何处置？
洪积扇上尚且如此，可见，水资源对现代工商文明的制约有多强。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内蒙古的水资源条件为：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56.01亿m3，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107.29亿m3，地下水是地表水的1.92倍。而2000年总用水量为38.5亿m3，其中地表19.0亿m3，地下19.5亿m3。（见魏虹等《五大牧区草业发展与水资源关系研究》，《中国农学通报》第21卷第4期2005年4月）
显然，地下水资源多于地表水，而2000年地下水利用则少于地下水。这一态势驱使内蒙古大力发掘地下水，巴彦浩特所在的阿拉善盟亦如是。
1989年全盟新增机电井75眼（见《内蒙古统计年鉴〈1989年〉》）。
2001～2002年，全盟新打井301眼，其中机电井36眼，塑管井259眼；并修复水井903眼（其中机电井164眼）（见《阿拉善年鉴〈2001-2002年〉》）。
2002年，全盟743眼机电井供水不足（见《内蒙古年鉴〈2002年〉》）。
2004年，全盟维修机电井187眼，打井168眼（见《内蒙古财政年鉴〈2004年〉》）。
2005年，全盟有1918眼机电井水位下降供水不足，1130眼筒井干涸。新打机电井164眼、配套机电井191眼，抗旱动用机电井1800眼（见《阿拉善年鉴〈2005-2006年〉》）。
自2007年通电以后具备了灌溉种植的条件，农牧民争先恐后打井开地，一夜之间成井，抢抓时间开地。掘井灌溉严重危害着阿拉善左旗的主要水源地腰坝滩。
腰坝滩：“腰坝滩现有耕地8.97万亩，机井346眼，比允许量超开了近5万亩，年取水量达5471万立方米，超出允许开采量的近2.5倍。特别是第二轮承包以来所开垦的土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取水量大，导致辖区内的陶苏湖基本干枯，现已几乎开成了耕地，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每年均降幅为0.22～0.3米。地下水位总体下降了3.5～4.8米。沿社办农场、牧繁二队、一团生产点、牧繁三队以西以南地区的水质矿化度上升，每升水的矿化度达到1克～3克，已成了微咸水。”
大、小查哈尔滩：“两滩现有耕地3.5万亩，机井167眼。两滩年取水量为2030万立方米。按照亩均用水量580立方米计算，超过允许开采量2.8倍以上，过去22年查哈尔滩地下水水位下降了6～10米，每年平均以0.27～0.45米的速度下降。由于地下水超采过量，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质。有的水井硝酸盐含量高达20～130毫克/升，盐碱度比原来有所提高。”
西滩：“西滩现有耕地近5万亩，现有机井134眼，经计算全滩年抽水量为3050万立方米。每年实际取水量超过允许开采量的17.9%～34.74%。10年间水位整体下降16米，每年以1.6米的速度在下降。水质也在逐年恶化，东南沿沙地边缘明显呈现盐渍化。自1991年至今，先后有46眼机井因干枯而移地重新补孔。”（阿拉善左旗人大网《关于对全旗水资源利用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
从《中国地下水补给资源量分布图》（图一）可看出，内蒙古的地下水资源补给是相当困难的。
严峻的态势迫使内蒙古自治区水利部门向区政府提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至2020年远期规划水平年,全区地下水超采区基本实现采补平衡,消除地下水超采现象,使地下水水位逐渐回升,漏斗面积逐步缩小”。即使这个计划能实现，地下水水位也会继续下降，直到10年之后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而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涉及环保的规划，很少有能实现的，如投入了555亿元，当年大张旗鼓宣传，而今悄无声息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的重点在于“对全区各实际供水量大于1万立方米/d的地下水集中水源区实现全面保护”（见《内蒙古开展地下水保护行动，严控超采区地下水》，《内蒙古晨报》2010年6月9日）。其实就是压缩农、牧业用水，以保障城市供水。那农牧民出路何在？
思考之一：发展的主体：GDP还是国民？
平心而论，地方政府这样做，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游牧文化固然持续了上千年，但却不像一些生态主义者渲染的那样优雅浪漫。牧区环境如此艰苦,资源如此稀缺而不稳定,灾害如此频繁，为了生存，前人生活在不断的迁徙和战争之中。当国家东南部人口追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时，凭什么指望牧区人口“重复昨天的故事”？
在以财富论英雄，按官衔排座次的今天，形象工程、当期政绩，是地方政府唯一的理性选择。既然深圳的官员可以靠引进外资“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从而名利双收，凭什么不许牧区的官员有样学样？
30多年的高速发展，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设定GDP增长的目标，对各级政府而言，它既关系当地的财政收支，又关系本届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升迁。于是GDP成了事实上的发展主体。任何有碍于GDP增长的对象，都是发展的阻力、包袱，能搬就搬走，能抛就抛掉。实在无法搬走、抛掉的，只好花点钱养起来，这叫“花钱买稳定”。
在内蒙古，最大的这类对象就是牧民。内蒙花费大量的资金，将牧民转入城市，但进城的牧民无业可就，陷入贫困。2003年，在发放蒙语预防非典手册时，对呼和浩特赛汗区大学路附近的100户牧区转移来的劳动力家庭作了人类学调查，发现：“89%的家庭认为进城后的收入比原来减少了；91%的家庭认为在城市里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工作；94.3%的家庭认为只要条件许可，他们还愿意回去放牧。”（见达林太等《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10月）
2008年内蒙古GDP中最终消费支出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1040，而资本形成总额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7282。事实上，内蒙古的资本形成总额所占份额在全国位居第二，仅略低于西藏；而最终消费份额在全国排倒数第二，仅略高于辽宁。可见是投资而非消费在推动内蒙古的GDP，内蒙古的生产，主要用于资本形成。
GDP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1470，而营业盈余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高达0.9764。事实上，内蒙古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在全国排倒数第二，仅略高于山西；而营业盈余所占份额在全国位居第二，仅略低于黑龙江。可见内蒙古的生产财富，主要转化为资本利润。
数据显示，内蒙古辉煌的GDP，它的驱动者和受益者都是资本利润极大化机制。所谓发展，不过是资本拥有者的发展，那些深入草原调研的学者，看到的是牧民的贫困化。
对此，据说有官员、学者认为，为了社会的进步，不得不牺牲一批人。这样的观点并非无稽妄言，早有著名经济学家主张牺牲3000万产业工人。内蒙农、牧民加起来也不过1166万，相对于经济学家的豪迈，这不过是小菜一碟。问题在于，该牺牲的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主张“牺牲”的学者、官员？“经济学不讲道德”，最终决定牺牲谁的，是实力对比。学者、官员们有实力牺牲农牧民，而后者没有相应的实力。当年冯玉祥批评国民党将“中华民国”搞成了“中华官国”，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中华官国”被他们制造的最没有实力的流民潮冲垮了。殷鉴不远，可惜,主流经济学家们专注于研究利润极大化之策,没有一点历史感,而他们却是多年来主要的国策建议者。
问题在于，这样的道路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我们的后人势必将面临比创造游牧文化的前人更严峻的资源—生态条件。此刻，我们能从前人的实践中得出什么启示？
思考之二：何为财富？
当年我们的先人抛弃宫室、大型青铜器，甚至陶器，靠最简约的器物走上了游牧之路。这启示我们深思“财富”的本质。不同的文明中，人们对“财富”有不同的理解，那这些“财富”的共性是什么？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游牧人群处于最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对此有最深刻的体认。
对他们而言，最直接的财富就是畜群，畜群以草原为生，草原靠水源滋养，健康的生态环境是财富之基，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物质财富观。但个人无法生存于荒漠草原，人们只能集体生存，共同体是他们的生存之本，维护共同体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社会财富观。前者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涉及社会内部关系，“共生”的现实使他们发展出了强烈的“爱”的伦理。牧民对牲畜、草场、河湖都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更强烈感动着当年北京的插队知青，令他们终生难忘。
生存于艰苦的草原，需要复杂的知识，这不是现代课堂里传授的教条，而是每天都在生存实践中检验的判断力，由此形成了他们更高层次的财富：知识。蒙古人有一个谚语：一等财主是有知识的人，二等财主是牲畜多的人，有钱的人才是三等财主。
与之对比，在所谓“现代化”的氛围中，货币被视为终极财富，因为凭它可以购买一切，从政治身份到异性的身体。然而，货币的本质是财富索取权，而非财富本身。利润极大化说白了就是争夺财富索取权，而非创造财富。在被利润极大化机制控制的社会中，每一个经济角色都不得不争夺财富索取权，在这场争斗中，只有无所不用其极者才可能胜出，心慈手软者难免败落。现实告诉我们，这场争斗的结果是，财富创造者的贫困和财富聚敛者无视整体生存的短期行为。它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衰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毁灭真实财富的根基。
更诡异的是，货币这个财富索取权的发行者，是一些掌握权势的特定机构。当世界被分割成许多政治实体时，每个实体都在发行自己的财富索取权，都希望用自己的财富索取权来一统天下。人们看到，那些短视的实体，用自己的生存之基换取人家发行的财富索取权，并当做真实财富窖藏起来。这种策略的合理性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那个发行财富索取权的实体，有能力、有意愿维护其索取权的信用。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并正在持续证明，所有的发行者都有不可遏止地滥发货币的倾向，因为他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维持其信用。
于是人们看到，当短视的实体靠出卖自己的生存之基换取别人发行的财富索取权时，对方用所得的真实财富缓解自己的内部危机，并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以遏制短视的实体。当这个积攒了大量别人发行的索取权的实体，数着钞票在梦乡中幻想未来时，人家发行的索取权已经持续而大幅度地贬值。回看自己的家园，只剩下破败的生态环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人们说的“货币战争”！
思考之三：悲剧：“公地”还是“私地”？
草场共有、大范围游牧是游牧文化持续存在的基础，也是脆弱的草原生态得以维持千年以上的基础。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依据哈定的“公地悲剧”理论，推动草场产权私有化，并护之以围栏。结果却引发了实实在在的“私地悲剧”——草场生态和牧民生存状态双退化。
“公地悲剧”理论并非基于严谨的实证论证，不过是基于哈定杜撰的一场“情景剧”，却被我们的经济学家当做了几何公理、普世价值。其实，一种资源到底是“公”好还是“私”好，不存在一刀切的判断准则。比如说，牙刷、碗筷、剃须刀、衣服，恐怕还得以私为主；而土地应“公”还是应“私”？“公”到什么规模？“私”到什么程度？只能依据具体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人们的长期生存经验来判断。牧区的实践证明，草场的私有化给牧民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私地悲剧”。
讲到“悲剧”还是“喜剧”，这其实是价值判断。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其判断自然相左，所谓“普世价值”，在学理上不存在。“草场私有化”主张的背后是土地流转。事实证明，流转的结果，大量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多数国民无立锥之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对那些既得到土地，又得到廉价劳力的豪强而言，这无疑是天大的“喜剧”。所以人们看到，一些地产商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围封转移”，再以“环保”项目的名义低价领有大片草场，在上面开发各种名目的“产业”。然而历史一再显示，这类“喜剧”总是导致天下大乱、社会瓦解，结果是“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对豪强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这到底是喜耶？悲耶？
思考之四：生存与发展
探寻可持续的文明就不能忘记社会系统寄生于生态系统之上，它必须适应相应的生态系统。认识生态系统则必须认识其制约性因素。对内蒙古、新疆而言，水资源是最大的瓶颈（至于青藏高原，还有海拔与积温两个制约性因素，需另文讨论）。水资源瓶颈限制了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NPP）,而NPP限制了人类社会向生态系统的索取和排放行为。
有学者可能提出，以色列处于类似的干旱环境，为何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商文明？从社会向生态系统索取的视角看，以色列的现代农业依靠消耗大量的能源，而其城市人口则消耗着全球生态系统的资源。如果主张内蒙古走类似以色列的道路，相关学者就应探索具体的途径。比如，如何让内蒙古的人口能像以色列人那样，在高智能职业中占有足够的比重。现实是，因“围封转移”而进城的牧民，甚至很难找到就业机会，而2008年内蒙古的教育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相对强度仅0.1550，在国内各省中都位居下游。而这一年全国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975%，远低于政府1993年承诺的4%，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其史无前例的“发展”动力。短短500年间，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超过了过去的数千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突变。当年那部名噪一时的《河殇》，其作者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
“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河殇》第一集：寻梦）
在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上，《河殇》的作者一往情深地“拥抱蓝色文明”。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的主张：“补资本主义这一课。”30年的“补课”实践，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让国人切身领悟到，这“发展”的背后是竭泽而渔。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具体政策、规划的失误，是相关人员素质低下的结果。然而你如果在企业待过，就会体验到，对企业而言，利润攸关生死，为了利润，企业只能不择手段；如果你在官场待过，你就能体会到，为了发展的“硬道理”，你不得不与其他地方/部门争夺投资者的青睐，不得不靠压制劳工、破坏生态来“创造投资环境”。况且，企业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代价地贿赂、收买官员。落网的官员络绎不绝，证实了这腐蚀的强度，也证实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之不可恃。对此，企业方面的表述是：不如此就拿不到项目，做不成生意。
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官员或商人的个人素质，事实上，商人、官员们远比草根大众见多识广，品位高雅，学历优越。症结在于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核心机制——利润极大化。这一机制为贪图眼前暴利之徒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施展空间，而让关注社会整体长远生存之人陷于困顿。于是“有水快流”成了官员与商人共同的行为准则。官员们体认的现实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商人们总结的诀窍是“绿灯一亮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
就在这30多年的政策博弈过程中，利润极大化原则瓦解着“可持续性”的基础：生态环境和社会认同。
思考之五：区域竞争还是全国一盘棋？
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看，这个地区是东南部的生态屏障，它承担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控制风沙东移、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涝灾害的功能。如果真的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家庭，那不同的国土就应承担不同的功能，各地区间的关系就绝不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而由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再发表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倡导的就是这种区域间竞争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由国际上的竞争逐步扩展到区域竞争，并进而延伸到区域子系统内的竞争……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任何一个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能够占据优势的综合竞争力。”（《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蓝皮书相关问题解答》）
这个报告将国内各省间的关系视同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归结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区域间经济竞争”被归结为投资环境的竞争。这指导各级地方政府为投资者保驾护航，不论其来自何方，所求为何。于是，山西要为沿海各省的煤老板开放资源，保障他们通过采煤获得利润；西南喀斯特地区要为伐木者提供方便，因为这是投资者眼中可变现的利润源；江河上游各省要竭力吸引高坝电站的投资者，因为除了水能，难有其他资源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新疆则要开放土地，吸引外来的棉老板，哪怕他们的耗水量导致胡杨林的消亡，而胡杨林是当地生态系统的命脉；内蒙古则要吸引采矿者，因为他们可以让内蒙古的GDP增速在国内名列首位，尽管这破坏本已脆弱的草原，大量消耗稀缺的水资源……
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指导思想不但破坏了我们宝贵的生态环境，而且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宁。
晚清和民国年间的江浙财团，在“区域间经济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他们的竞争优势源自给英美当买办，于是紧靠英美，自觉地充当其“势力范围”，自然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同属沿海的两广、山东，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为了增强其竞争力，分别投靠德日和英法；东北则成了俄日争夺的战场；西藏的神权政府在中央和英印间首鼠两端；而新疆、蒙古则被俄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导致外蒙古被割走。这样的态势导致国内军阀割据，混战长达半个世纪！热衷于“区域间经济竞争”的人们，还是看一看图二，回顾一下那个年代内忧外患血的教训吧。
那惨痛血腥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这种研谓的“指导思想”竟然又被我们的权威研究机构堂皇而又执拗地一再端出来。在“区域间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前辈呕心沥血构建的民族和睦局面遭到了破坏，给外部势力提供了无数苍蝇下蛆的缝。
摆脱“区域间经济竞争”这个魔咒，我们才有可能理性地思考内蒙古乃至整个牧区的发展方向。面对现实，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看，只要不能改变内蒙古的水资源制约，内蒙古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脆弱的生态平衡，以保障全国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功能定位下，不能把内蒙古卷入“区域间经济竞争”，内蒙古对整个国家的最大贡献是生态、文化和安全！
在GDP挂帅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定位不可能落实。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的一个指标。SNA体系的基准是价格，注意，价格的基础是交易，军火、毒品、性服务等都可以交易，所以都有价格，逻辑上都可以记入GDP。而生态保护维护的是人类持续生存的前景，怎么交易？与谁交易？无法交易的对象是谈不上价格的。所以生态保护始终是软指标，而交易、挣钱才是硬指标。（行文至此，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全文首次未出现GDP指标，这是否为一种可贵的回归？）
如果确定了内蒙古对整个国家的最大贡献是生态、文化和安全，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内蒙古草原。既然草原上的人们是在为整个国家保护生态环境，整个国家就理应为之付出报酬，理应让他们有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准的生活、生产条件，而不是迫使他们靠投入“区域间经济竞争”来改善甚至维持自己的地位。
在内蒙古干旱草原上，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试错过程中领悟了“适应”与“共生”原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游牧文化。蒙古族学者达林太预言游牧文化行将消亡；而热爱游牧文化，以至于被误认为是蒙古族的刘书润则期望保留回归游牧之路。笔者不是学者，无由预测草原的未来。但草原降水量低、变率大，生态环境脆弱是不争的事实，游牧文化在上千年的时期内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应像西方冒险家那样，到处挖掘“宝藏”；而应寻找在现代条件下，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达到“适应”与“共生”之路。这需要艰巨、广泛的研究，应是学界的重要任务。而我们的主流学界，不在意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却汲汲于那个军火贩子诺贝尔留下的“Prize”，而这份“Prize”却给了农奴主政权的头面人物达赖、以“政治难民”身份加入法国籍的高行健，和要让中国给西方当“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流学界才能有自己的定见，不再仰望洋人的诱饵，而是埋头研究自己国家面对的难题？
《科学时报》 (2010-11-25 A3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