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确立了科研在大学中的地位，提出大学不仅要保存、传递知识，同时还要创造新知识，科研不仅要服务于教学，也要以发展科学为目的。柏林大学的创办者洪堡明确提出“教学和科研的统一性”原则，主张将教学和科研形成“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美国著名的教育批评家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如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也提出“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大学服务功能的确立，意味着大学正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哲学理想走向社会实际，从象牙塔变成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培养人是大学与生俱来的职能，早在公元11至13世纪，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是一个探讨学问的神圣场所，用神学、法学、文艺、医学培养人才，为国家宗教事务、法律、管理市政等提供人才支持。文艺复兴后，大学用“七艺”来训练学生的心智和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旨在培养绅士。19世纪后，大学开始培养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人，注重“通识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人文理念的形成。
密切联系社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时代赋予大学的神圣使命。比如当下中国是碳排放大国，在联合国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时，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中国”在哲学上来讲是对生活在这块版图上的人们物质的、精神的抽象和集合，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哥本哈根的减排承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对世界负责任的承诺。在碳排放问题上，大学具有不可推卸的碳责任。那么，大学如何履行自己的碳责任呢？在笔者看来，大学是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实现其承诺的。负责任的大国，需要负责任的国民，更需要负责任的大学，需要关注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学。
从20世纪起以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气候、环境和能源是人类发展无法绕开的问题，很多人说下一次发生的危机，不是次贷危机、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而是所有地球人都必须直面的环境和能源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教育已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主旨的科学发展，这就要求大学应该培养具有环境意识和能源责任的新一代合格公民。当然这里讲的合格公民是要求具有提高能效、节约能源，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利用的人，其中也包括控制自己碳排放的要求。如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少开车，少开空调，少乘电梯，注意节电、节油、节气和回收等等细微的最基本的知识。
我们知道目前很多大学的科研已沦为满足私利的帮手，已经成为没有任何指涉和期望之事，无关国家命运与人民福祉之紧要，更无从谈起满足教学与育人。在洪堡看来，科研是在大学中最能体现“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寻找解决办法”的方法。正如洪堡所言，在人类社会从粗放发展进入到生态发展模式时，大学应该“发现”环境、能源、气候的核心问题，并“寻求”在制约人类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上的突破，通过这种“寻求”过程来培养服务国家和人类发展的栋梁。我国政府作出的减碳承诺，需要我们的大学积极行动起来去破解这一难题，全方位多层次地为国家发展服务，因为大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与国家、世界、人类的紧密关系和需要之中。
大学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引领社会发展，为社会服务，这种引领作用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取代的。正如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所言，“大学具有承担推进创新过程的发电机的核心角色，以及创造财富的巨型引擎的潜力”。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履行减碳承诺，大学应有自己的担当。
（郭炜煜为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包万平为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9-12-18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