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蓉蓉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10-23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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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平院士:生物多样性研究先锋
 

 

    张亚平喜爱登山,他把科研的过程比作登山的路途,把科研的成就比作山顶的凉亭。张亚平喜欢高山上凉亭中“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乐于享受登山途中的大汗淋漓。

[科学时报 易蓉蓉报道]2003年11月,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37岁的张亚平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之一。
 
2002年6月,跟往常一样,张亚平依然在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中忙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贝基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授予他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这项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这一新兴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第一次授予一位亚洲学者。
 
2004年,张亚平获“生物科学创新奖”。
 
在一系列荣誉面前,张亚平还是和从前一样,将荣誉归于实验室全体的努力,归于自己的运气好,“想做的许多工作都做出来了”,“我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伴随着国家和中科院的大发展而成长,幸运地当选院士……”
 
1986年,张亚平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因为他曾在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读到了施立明院士的学术论文,对施先生独到的观点、缜密的推理、精辟的论述极为敬佩,所以决定报考施立明的研究生。
 
他回到了素有“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美誉的家乡——云南,选择了昆明市郊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师从遗传学家、已故院士施立明先生从事动物遗传学研究。
 
当时,施立明领导的实验室已是国内动物染色体进化做得最好的实验室。
 
“我去的时候,施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他想在实验室开辟新的实验领域,因为我是学生物化学的,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他希望我在这个实验室开辟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张亚平说。
 
就这样,张亚平肩负着导师的信任与器重,从零做起。由于条件太有限,经费又少,起步十分艰难,甚至没有做DNA实验最基本和常用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就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每取一次样品,需要通过逐级清洗的办法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国产的紫外透射仪,首先需要解决拍照中灯管比DNA条带亮度更强的问题。
 
张亚平说:“我们先把猕猴的线粒体提取出来,再把里边的DNA纯化出来,然后用限制性酶进行分析,比较它的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计算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当时国内系统地做这方面工作的不多,我们有了新的起点。”用简陋的设备,张亚平完成了“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
 
张亚平回忆说:“当时条件有限,订分子生物学试剂所需要的时间常常以月为单位计算,整个条件都不配套,做实验较慢,实现一个目标不容易,需要动脑筋想办法。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发展很有帮助,很有价值!”
 
张亚平说:“施先生是严师,至今我都难忘先生的教诲,他告诫我说:搞这个行当是比较辛苦的,你如果做不到全身心投入,最好趁早换个行业。”
 
施先生一丝不苟,要求每个实验步骤都必须精确,每篇论文里的定义、推论甚至遣词造句都要反复推敲。“在施先生指导下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按先生的要求修改论文,一遍不行再来一遍,七易其稿。当时还没有使用计算机,因此每次哪怕是一处微小的改动就得重新誊抄一遍,真的太麻烦了。而且我认为论文已经比较不错了,不必为了微小之处再改,但是施先生听后严厉地告诉我,做学问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倦怠,而且别人好的建议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别人再也不会给你提建议。”张亚平说。
 
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他埋头工作,刻苦钻研,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年即在Nature上发表文章,深受导师和同行的赞赏。
 
1992年,张亚平到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突然传来导师施立明院士因病逝世的噩耗,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开放实验室“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工作陷入了低谷。张亚平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又汲取了西方生物科学研究的思想,自然成为实验室新舵手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张亚平继承导师遗志,毅然携家回到昆明,出任实验室主任。
 
在正式确定回国之前,为了获得回国工作的基本实验设备,张亚平想去北京拜访中科院领导。在中科院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他幸运地得到了周光召院长的“10分钟”的接见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面谈差不多决定了张亚平以后的科研道路。“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去见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些有关的材料。”张亚平笑着描述,“没想到,尽管周院长是物理学专家,但问生物学的问题却很专业,立即拉近了距离,我很快就放松了。”惺惺相惜,原定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在当时中科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张亚平15万美元。“15万美元,在当时我看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士为知己者死,我必须回国把工作做好!”张亚平说。
 
“人是要懂得知遇之恩的!对导师施立明院士如此,对周光召院长如此,对诸多帮助自己的前辈老师都是如此!我们的前辈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科研基础和科研传统,我们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而‘文革’造成了人才断档,需要年轻人快速成长接上前辈们的班,因此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虽然条件差一些,但机会却特别多。”张亚平表示。
 
1995年张亚平又回到昆明,蓄势待发,开始了他的新一轮起跑。他以真诚和热情团结带领同事们刻苦工作,很快使实验室走出低谷,在国家检查的排名中名次显著提升。
 
他带领的科研小组相继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深入研究灵长类、食肉类、兔形类和啮齿类的进化,在国际上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熊超科分子系统树;探讨了亚洲人群的源流与迁移分化,证实全世界的狗具有相同的遗传基础起源于东亚,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发现遗传多样性的缺乏与物种濒危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这些工作有助于认识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与物种濒危的关系,为制订有效可行的保护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动物基因和基因家族的进化研究,揭示了动物适应进化的一些遗传机制。
 
张亚平还在攀登当中,攀登的辛劳和沿途的美景让他感到美不胜收。
 
《科学时报》 (2009-10-23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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