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浩鸣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10-14 8: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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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记者详述十年前两次对高锟教授的访谈经历:
高锟:厚道长者 毕生追求

 
2009年10月6日下午6点多,记者打开新浪网首页,一条转自中国网的消息跳入眼帘:“华裔科学家高锟和2名美国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细看这条消息的全文和文中所附的高锟先生照片,不由得一阵惊喜:尽管这次“诺奖”来得迟了一点,但高先生的科研成就终于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认可。这位出生于中国上海、出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香港回归后担任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的科学家,因其“在光学通信领域中光的传输的开创性成就”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作为一名科学记者,因工作关系而有幸与高先生相识,两次深谈,那还是十年前的事。但他温和厚道的性格和对科学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执著追求,给人以深刻印象。
 
第一次见到高锟先生是1998年4月16日在北京友谊宾馆。
 
那时香港回归还不到一年,内地与香港工程专家已经开始共谋高科技产业发展大计。1998年4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工程院和香港工程科学院联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高技术产业化研讨会。来自我国内地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其中两院院士70余人)聚集一堂,就香港和内地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由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院士和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高锟院士共同主持。
 
为了准确报道这次重要的科技活动,除了采访内地的一批参会专家外,我还请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老朋友、香港第一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时任香港工程科学院副院长、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教授陈清泉出面,邀请高锟院长和同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的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张立纲接受采访。没想到两位大科学家很爽快地答应了。就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晚上,由张立纲院士张罗,我和三位院士相约在北京友谊宾馆一层的咖啡厅聚谈。
 
一见面,开朗健谈的张立纲院士和老朋友陈清泉院士就不约而同地说要听听高锟院长的高见。高锟谦和地笑笑说,大家一起聊聊。他还叫服务员为我们点了茶水。张立纲院士兴致很高,说“要来点小酒”,高锟也笑着应允。于是,陈清泉院士和我喝茶,他们二位还不时端起酒杯品上一口,访谈就这样随意开始了。
 
针对我提出的几个问题,高锟首先说,朱光亚院长希望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介绍、交流各自的经验,这是很好的事情。大家坐在一起,通过研讨,集思广益,能够为推进科技与产业的合作、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内地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出一些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也是内地和香港在发展经济时共同面临的一种挑战。这次中国工程院和香港工程院开展的高技术产业化研讨,就是两院以及两地工程技术界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
 
高锟还认为,内地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技体系,有着一支人数可观的科技队伍,许多高技术领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产业化的进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内地还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且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市场,这些都为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空间;而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有广阔的融资潜能,拥有世界上完善的商业体系,信息网络连接世界各地,有着开拓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同时,也有良好的工商业管理经验与人才。香港和内地进行高技术产业化合作,形式可以多样,逐步深入,推进实施。科学家应该发挥一种桥梁作用,努力推进两地在高技术产业化领域的合作。
 
采访过程中,张立纲和陈清泉两位院士还不时插话,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高锟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
 
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高锟始终语气平和,但声音浑厚。谈话结束时,高先生特意对我说,今天谈得很好,还没有谈完,邀请你到香港接着聊。陈清泉院士笑着说,这不像是采访,倒像是聊天。张立纲院士告诉我,他们几个人在香港也是这样,抽个时间开着车,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工作,交流一下科研心得,常常能在思想、灵感上撞出火花。
 
研讨会两天期间,内地和香港共有18位专家学者就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了专题报告,高锟教授是8位香港专家发言者之一。
 
三天后,1998年4月20日,《中国科学报》(本报前身)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我和同事撰写的《内地与香港工程专家共谋高科技产业发展大计》新闻稿。
 
1998年7月,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中国科学报社社长郭传杰和总编辑罗荣兴的支持下,本报驻深圳记者站成立。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还亲自参加了7月20日举行的深圳记者站成立仪式。香港工程师学会高级副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教授应邀专程前来参加成立仪式。他向我转达了高锟教授的口信:因他当时在美国,不能亲自参加记者站的成立活动,对深圳记者站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再次邀请记者去香港访问。
 
第二次见到高锟教授是在1998年12月上旬。
 
12月初,陈清泉院士从香港打来电话,希望我尽快去香港采访,说到圣诞节前大家都会要休假了。于是,我简单作了些准备,于12月7日到了香港,安排了为期5天的采访日程。计划采访对象是在香港工作的四位院士和两位大学校长。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两位外籍院士,即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高锟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张立纲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化学系支志明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陈清泉教授,此外还有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教授。
 
由于这些采访对象都是大科学家,工作十分繁忙,经过7日一整天的联系,除了高锟教授以外,其他五位都基本落实了采访时间。到了8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高锟教授的电话,他问我12月10日行不行。我告诉他,10日上午已定了见支志明院士,下午是吴家玮校长。他马上说,已经定了的不要变,问我哪一天合适。我告诉他,就剩下9日上午没安排。他说那就定在9日上午10点半。他还问我住在哪儿,要不要来人接。我说就住在铜锣湾伊丽莎白大厦,离他上班的香港电讯大厦不远,不用接了。后来见面才得知,他把9日上午的一个重要活动改了时间。高锟教授这种为他人着想、认真处事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赶到高锟教授上班的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三号电讯大厦,他的办公地点在16楼41室。我一出电梯,就看到不远处一间办公室的门敞开着,高锟教授和一位助手正在工作。高锟教授很快看到我,赶紧站起来,面带笑容把我迎进门。落座后,高先生问我是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我说您喝什么我喝什么。他说,那就喝咖啡吧,我这里的咖啡比较好喝,你尝一尝。于是助手端来两杯咖啡,我们就开始谈起来。
 
这时,高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上面既没有写香港工程科学院,也没有院士等称号,只有一个名为“高科桥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只写这个公司的名称和头衔。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当时采访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高锟教授个人的科研经历与成就,二是香港回归后两地科技产业的合作问题。
 
他告诉我,他在工业界做了30多年,搞的是工程方面的研究开发。1987年从英国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一直到1996年。
 
他当年考入了香港大学时,想读电机工程,由于港大没有这个专业,就转到英国伦敦大学,1957年毕业。大学毕业后就到了英国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工作。一年中先后在公司的四个部门工作过,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锻炼。特别是在公司的工程发展部,从事微波系统的研发。1959年美国人发明了激光光源。激光可用于长途传输,他十分兴奋,有机会开始研究光纤通信。
 
他说,开始搞光纤通信有很多大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光在空气中的传输,容易波动,激光就需要一个载体,这就是需要解决光的运输问题。出于对科技的好奇心和通信事业的要求,他把注意力放在了解决光的运输问题上,采用了很多不同方法做实验。从1960年初到1964年,他坚持从理论上的研究到实际上的实验,到1966年就出版了第一篇最主要的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提出了光导纤维在通信中应用的基本原理。实验室的结果也证明光纤通信可以达到99%的准确性。这篇论文在英国出版,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还有照片。到了1970年,第一根能满足信号传输需要的光缆问世。1981年,首个真正的光纤信息传输系统问世。他还说:“后来有人称我什么‘光纤通信之父’,太过奖了。”
 
高锟说,光纤的这项发明是在英国完成的,但研发是在美国,制造是在日本。1970年他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边做教育边科研,一共是四年时间,后来就去了美国发展。他在美国有一些教训,当时“野心太大”,多方出击办了一些公司,没有成功。时机不合适就不可能成功。1980年总公司派他做管理,当了研发总裁,还负责实验室的工作,光纤通信就逐步发展起来。
 
谈到在香港中文大学当校长的九年经历,他说自己是一个工程界人士,到大学工作有很大的延伸。自己虽然是外行,但只要真正理解人家,让科学家和学者从事一流的研究就能做成事。他说当校长有这样一些体会,一是教职员要有独立的思想,就是有创造性;二是外行也可以领导内行;三是管理方法不一定要完全一致。
 
现在的时代,科技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复杂。在信息时代,基础研究和产业开发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具有挑战性。所以在大学工作后,就懂得学者和工程师有很大不同。如果把中西方进行对比,人们的习惯“系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还很难说谁优谁劣。
 
关于世界科技产业的竞争,高锟认为,世界性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具备同样的实力,才能进行面对面的竞争。要发展科技,几个条件都很重要:一是要了解和开展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二是要做好“中游”的工作,要作好调研。现在科技竞争和产品化过程非常快,参与生产研究起点要非常高,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才有可能参与竞争。
 
关于内地科技的发展和产业化,高锟认为,内地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开展得很好,这是本钱而不是浪费。尽管有些重复,用了一些经费,但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内地解决“中游”的问题要有专家参与。他唯一的建议是要加强合作。内地合作要解决体制问题,否则合作起来会有困难。科技发展的前进方向要有明确目标,要有比较和选择。
 
关于高校人才培养,高锟说,教育界的看法和工业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人才培养的要求和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大学的研究工作是有一定周期的,这就不可能和工业界一致。内地的高校人才多,可以把教育和科研适当分开,科研人才的培养可以根据工业界的需要,全身心投入,加快工业研究。
 
采访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超出了原定一个小时的安排。虽然助手在旁边急切等待,高先生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和我交谈,似乎把其他事情都挂在一边了。
 
此时的高锟先生已经65岁了,仍然精神矍铄,情绪高昂,对科研和产业化十分亢奋,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采访结束时他还要助手拿起相机,邀请我和他合影留念。
 
采访已过去十年多,两次与高先生的访谈情景仍历历在目。这位毕生追求通信科技事业发展的厚道长者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衷心祝愿76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奖的高锟教授健康长寿。
 
《科学时报》 (2009-10-14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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