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珉琦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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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鲟”的尽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93年,危起伟在宜昌江段救助一尾白鲟。

白鲟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胡珉琦

过去半个多月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几乎每天都在与各路媒体打交道,回答有关中国鲟类保护的问题。

今年,作为鲟类专家的他退休了。可就在7月21日,他研究了30多年的长江珍稀鱼类白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灭绝。而他还在持续研究的长江极危物种——中华鲟也进入自然种群灭绝的倒计时。

“我想让更多人认识到长江鲟类岌岌可危的生存现状,却不得不借助一个物种的灭绝作为契机。”更让危起伟忧虑的是,一时的舆论热度难以让长江其他濒危鱼类不再重蹈覆辙。

尾声

白鲟是白鲟科白鲟属的鱼类,也是中国特有的大型江海洄游性鱼类,主要生活在长江。白鲟的体征高度特化,身体如梭,吻部突出如剑。它只以鱼类为食,是长江淡水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掠食者。

在历史上,长江沿江各省份均有白鲟的捕捞记录,但白鲟资源较少且没有人对其做过专门的评估研究。

危起伟谈到,早在1975年以前,长江全江段白鲟年捕捞量估计为25吨,其中四川和重庆江段约有5吨。但自从1981年葛洲坝截流以后,坝下江段白鲟数量急剧下降。建坝初期的1981—1987年,每年可发现10~32尾成体白鲟,1988—1993年每年只发现3~10尾,1994年仅发现1尾,1995年以后便很少再有发现了。

1984年,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危起伟就开始了水生生物的研究保护工作。“我在宜昌第一次见到白鲟,它是死的。1985至1987年基本每年都能见到一两尾白鲟的尸体。第一次见到活体是在1993年的时候。”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导师一直邀请并愿意资助危起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但是为了白鲟和中华鲟研究工作不间断,他毅然放弃了这个机会,留在国内,一边完成博士学位,一边继续保护实践。

令危起伟最难以忘怀的是2002年12月1日,长江南京下关潜洲以北水域捕鱼的渔民捕到一条白鲟。危起伟带队立即从武汉赶到南京,就地展开保护和抢救工作。那是一条长3.3米、重130公斤左右的雌性白鲟,年龄15~20岁,正值中年。然而,整整经历了29天不间断地抢救,这条白鲟最终还是不幸死亡了。

“就因为给它准备的水池池壁与管道之间留下了一个细缝,它在贴边游动时,吻部钻到了缝里,猛一退出后产生了剧烈的应激反应,很快它就翻肚皮死了。”危起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种顶级猎食者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脆弱。

两个月后,四川宜宾发现一条误捕的白鲟。危起伟所在的救治组成功抢救白鲟后,用超声波标记把它放回长江,计划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不巧的是,刚追踪了两天,追踪船触礁了。“当时正值大年二十九,船的螺旋桨找不到人修,等大年初三、初四我们修好后回来,这条鱼就找不到了。”

危起伟并不知晓,这次意外会成为他与白鲟的最后一次相遇,相反,他对于再次追踪到白鲟有着强烈的信念。

2006—2013年,在原农业部渔业局的安排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等的支持下,由危起伟牵头,在长江上游原白鲟主要产卵场及其邻近江段开展了8次大规模的水声学探测—试验性捕捞调查。同时,项目支持开展了白鲟误捕应急救护网络建设,建立起渔民—渔政—科研人员的多方联动机制,还开展了精液冷冻保存、雌核发育技术储备等鱼类专业方面的工作,希望为今后白鲟的拯救工作创造条件。

2017—2021年,农业农村部支持20多个单位联合开展“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的专项工作,在长江全流域布置了65个调查站。

然而,白鲟却再未现身过。

灭绝

2019年9月中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上海连开3天会,组织了专家组评估,评估结果为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长江白鲟灭绝。

同年年底,危起伟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发表论文,推断白鲟已经灭绝。他认为,白鲟可能已于2005年至2010年间灭绝,且可能早在1993年就已功能性灭绝。

直至2022年7月21日,IUCN发布了最新的物种红色名录。在名录中,白鲟被正式宣告灭绝。

危起伟知道,这个结果在科学上毫无争议,但他的内心却始终难以接受。

在谈到白鲟灭绝的原因时,危起伟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前,白鲟作为一种经济鱼种被商业捕捞,导致其种群大幅度衰减。但这并非导致白鲟灭绝的致命一击。

世界鱼类迁徙基金会曾在2020年7月发布的报告《洄游淡水鱼地球生命力指数》指出,1970至2016年间,世界范围内洄游淡水鱼类种群减少了76%,而水坝和其他河流障碍物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作为一种大型的鱼食性鱼类和顶级掠食者,它的数量本来就不多。河流工程直接导致栖息地破碎化,从而阻碍鱼类上游产卵洄游,繁殖不足。”

他进一步解释,1981年葛洲坝截流以后,白鲟被分隔成坝上和坝下两个群。被阻隔在坝下的繁殖群体无法上溯到位于金沙江下游的产卵场进行自然繁殖。同时,坝上繁殖群体由于数量减少导致繁殖效能明显下降,产卵繁殖出的仔幼鱼降河过程中也受到了大坝阻隔。

叠加航运、水污染和鱼类资源下降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白鲟的繁殖规模逐步减小,繁殖频次降低。白鲟个体大,性成熟晚,一旦繁殖活动停止并且高龄个体逐步趋近生理寿命后,野外种群逐步走向灭绝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在野外个体已经非常稀少的情况下,产卵场的水声和试捕调查、人工雌鱼发育技术研究滞后,根本来不及阻止物种灭绝。”这让危起伟感到十分遗憾。

困境

白鲟曾经生活在四川宜宾的川江一带,与大熊猫是“老乡”,但它们的生存境遇却截然不同。“水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淡水生态系统远没有陆地生态系统被了解和重视。”危起伟无奈表示。

以陆生动物比如大熊猫、东北虎为旗舰或伞护物种的保护体系,可以拿出大片土地和森林来进行严格的系统性保护。而水下这个“黑暗世界”,科学研究难度大,保护成效更低。

危起伟解释,从开放性和多功能性角度来看,水生生物保护区的管理难以做到陆地自然保护区那样的封闭管理,而且在人类经济社会中,水体承载着供水、纳污、航运等一系列功能,在一些保护区这些功能的发挥很难被完全拒绝。

如今,很多水生态系统受大坝、围垦、污染、疏浚、码头、捕捞、航运等的影响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尤其是其生态格局的改变,影响深远,比如大坝建设运行导致的区域生境从河流的流水环境到水库的静水环境的改变、栖息地碎片化洄游受阻、流速流量以及水文节律的改变、水温节律的改变、含沙量和含氧量的改变等,想要逆转这些环境因素异常困难。

2017—2021年连续5年的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发现,长江有分布记录的448种鱼类中有135种未被采集到,占长江分布鱼类总数的30%,除白鲟外,还包括鲥、鯮以及白鱼类、裂腹鱼类、高原鳅类、银鱼类等,这也意味着长江鱼类自然种群整体衰退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而如此重要的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的本底调查竟时隔41年才重新启动。

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全面禁食了没有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陆生野生动物,但鱼类等水生野生动物还没列入禁食范围。

危起伟表示,虽然社会上经历了一些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舆论事件和讨论,但依旧没能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理论话语体系。

挣扎

中科院院士曹文宣是危起伟的博士生导师,他在2006年提出长江应禁捕十年,让鱼类资源休养生息。到2020年底起,长江干流和长江口成为长江流域十年休渔全覆盖的区域,这给长江野生鱼类种群的修复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契机。

然而,禁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以危起伟仍在持续研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的中华鲟为例。2017年至2021年,中华鲟自然繁殖已经连续中断5年。每年洄游上溯到中华鲟自然产卵场江段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持续下降,目前仅有20尾左右,自然种群延续面临严峻挑战。

危起伟特别提到,2005—2007年,葛洲坝下游因二江电厂区来水导致的“横波”影响通过葛洲坝1号船闸船舶的航行安全,由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建设“葛洲坝下游河势调整工程”,结果二江下槽浅滩移除工程导致了下产卵区消失,新建隔流堤覆盖了上产卵区,后续多年监测发现,产卵区被迫上移到大江电厂下更狭小的范围,直接影响了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效果。

三峡工程蓄水导致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自然繁殖季节产生滞温效应,而后金沙江下游水电站———向家坝、溪洛渡的相继运行促使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自然繁殖季节的滞温发生叠加,进而强烈压缩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

1996年,为了保护葛洲坝截流后在坝下形成的中华鲟唯一已知产卵场,湖北省建立了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全长80公里。2000年后,几经博弈,保护区范围调减为50公里,后又增至60公里。“2017年,这一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申请工作,历经4年半,却迟迟没有下文。”对此,危起伟耿耿于怀。

此外,河道冲刷、航道疏浚、防洪工程建设和沿江城市景观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大幅损害或侵占了中华鲟幼鱼的栖息地。

如果河流及沿岸工程的侵入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中华鲟也将进入自然种群灭绝倒计时。

中华鲟繁殖栖息地大幅度损失,仔稚幼鱼栖息地损失严重,通过人工提高繁殖量和早期生活史成活率是补充自然种群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

40年来,中华鲟人工增殖技术已然成熟,但危起伟直言,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措施没有得到科学有效的实施,虽然人工放流了数百万尾中华鲟,但成效并不乐观,对野生种群的补充比较有限。

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过程中存在许多管理问题,比如重生产、轻生态,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效果,重放流、轻评估等,增殖放流资金普遍采取公开招投标形式,过于市场化,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放流失控的情况。而且,由于全国性放流种类多,资金被稀释且逐年减少,使得本就非常有限的中华鲟人工繁育放流企业无法维持生产。

而且,放流规格、时间和地点等缺乏科学的规划和管理。长江的中华鲟种群在珠江流域放流、高温季节放流、过大规格的放流、放流后无休渔保护措施、用于人工繁殖放流的亲本数量和质量无人关心等问题层出不穷,业界科技工作者有关加强跟踪监测评估放流效果的呼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

白鲟的命运以灭绝告终,危起伟接下来的追鲟之路会通向何处?

《中国科学报》 (2022-08-12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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