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藐视玄思的时代，如何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与生机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的策略，是一个新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陈平原
谈起“文学”，不管是大学的文学教授，还是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是不以学术为业的人似乎都能谈上几句。在很多人看来，其“专业性”并没有物理学、生物学那样强，可以说是一门“低门槛”的学问，但是，就是这样一门“低门槛”的学问却也有很深的“堂奥”。
文学的定义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概念在不断演变。《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界说“文学”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的总称。常指凭作者的想象写成的诗和散文，可依作者的意图以及写作的完美程度而区分优劣。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中国，谈到“文学”不一定涉及此意，今天中国所谓的“文学”其实是19世纪末西方“Literature”的概念被介绍进中国后重新组合起来的。在《汉语大词典》中“文学”一词征引的范围，从孔子到鲁迅，分列十种不同含义。可以指孔门四科之一，儒家学说，文章典籍，儒生，学校，人才等等。
文学作为“学校”解，即习儒之所，词典引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其实，在更早的时代，曹操的《修学令》中“文学”就有“教育”的含义：“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说的“各修文学”，当然就是指教育了。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
不将文学作为一个“专业”的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晴。晚晴时的传教士狄考文曾代表在华各国传教士建议组织“文学会”，而所列课程却并没有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而是“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这里所说的文学，即是广义的文化教育。
1901年，蔡元培出版题为《学堂教科伦》的小册子，从教学的角度，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在蔡元培的分科体系中，共设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名学、群学、文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十科。其中的“文学”，包含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和小说学五个分支。从“美术”以及“玩物怡情”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可还是稍嫌笼统。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将“辞章”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是一大变化。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新修订学堂章程，其“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说明，其中一条就是“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后，中国文学逐渐进入大学课堂，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文学系不是作家班
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对“文学”和“教育”的定义，以及“文学如何教育”。孔子所言“不学《诗》，无以言”，与当今中国大学里中文系、外文系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史”课程，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教学宗旨、论述对象以及培养目标等，均有绝大差异。“诗教”说源远流长，词章诗赋乃所有读书人的共同修养，没必要作为“专业”来经营。偶尔的例外是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以及南朝宋文帝的“四馆”。但这样的“好时光”，实在太少了。隋唐以降，除作为读书人正途的国子学以及各级官学外，确实有“专科学校”存在，但开展的是律学、书学、画学、算学、医学乃至武学等方面的“职业教育”。传统中国文学没有作为专业进入到教育体系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重要，而是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只要读书识字就要与文学打交道，所以没必要将文学作为一门专业。
“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这一点，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在那里，极少自学成才的例子，没受过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开尊口”。而不是所有在文学上有突出贡献的人都接受过作为“专业”的文学教育。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的“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晚清以降的文学教育发生了一个变化，即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现在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大学的文学系不是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教文学？
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构建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而声音随风飘散，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的、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些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
作为文学教授，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藐视玄思的时代，如何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与生机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的策略，是一个新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3-05-20 第7版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