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因为有人倡导读“红色经典”而赶时髦，我之所以最近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原因忒简单，因为我在农贸市场旧书摊买到一本“根据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全本（即作者去世前确认的原貌文本）译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漓江出版社，1994年9月，黄树南等译），姑且称之为“黄译本”。众所周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的通行译本，是梅益翻译的，我称之“梅译本”。而“梅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 “黄译本”勒口的内容简介中，特别注明这个译本“较以往我国所出版的译本增加了四万字篇幅，均为因历史原因而一直难见天日的内容，包括少年保尔与冬妮亚、红军战士谢廖沙与丽达、保尔与达雅几对年轻人的友谊和爱情、红军的故事，小市民的心态等等，可谓还名著以本来面目……”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不仅毫不迟疑地买了下来，而且还用了几天工夫认真地重温了久违的保尔·柯察金。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今天重温这本书，和年轻时初次阅读时的心境、感受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和阅读其他的经典文学作品完全不同。用当今时髦的语言形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表现的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改天换地的血与火的时代，革命的狂风暴雨摧毁了旧的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毁掉了许多不必毁掉的东西。然而，现实生活就是如此，就像一场战争一样，再高明的指挥官也无法预料每一发炸弹的准确落地点，或者每一颗子弹都能百发百中。因此，重温保尔·柯察金时，从保尔和冬妮亚不可能有美好结局的爱情，从书中以很大篇幅描写的对托洛斯基派的路线斗争，以及一些极左的政策，我并不想也不可能去评判是非曲直。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忠实于历史，至于那一段历史该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本书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成中文出版的经过，以及这部小说曾经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很有趣味的一个话题，至少中国出版史是值得记上一笔的。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次，大概是开人大或政协会，我参与报道，遇到梅益先生，他当时好像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领导，我问起当初翻译这本书的经过，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时是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我接受了任务，就开始翻译。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生活很不安定，拖了很长时间才译完……”梅益如是说。遗憾的是，这次的话题没有深谈，就被别的事岔开了。后来还是看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在写于1979年4月18日的“后记”中，简要地回顾了翻译的过程：“这个译本最早是一九四二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给了我这部小说的英译本（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出版，英译者是阿历斯·布朗）。他要我作为党交办的一项任务，把它译出来。当时很忙，白天工作，晚上还要编报，时译时辍，直到一九四一年冬才译完，有几章曾请姜椿芳同志校阅。书出版后不久，东北、晋察冀敌后根据地都曾翻印过。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请刘辽逸等同志根据俄文原本重校一次，并把英译者删节的地方补译，先后印了十几版，将近二百万册。”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1988年7月，我去苏联，在莫斯科待的时间不长，还是挤时间去了新处女墓园，瞻仰了保尔·柯察金的原型、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可见我也是受影响的一分子吧。徘徊在静穆的墓地，凝望着那熟悉的刚毅消瘦面容的雕像，不禁想起保尔·柯察金短暂、充满激情的战斗的一生，想起书中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那似乎已经变得遥远的记忆，仍然在我的心中回荡着。

 

我当时并不知道历史的暗流正在这辽阔的土地下面奔突。眼前宽阔的大街、雄伟的楼宇，以及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和金光灿灿的钟楼，无不使人感受到苏联的强大和超级大国的实力，这也是千千万万的保尔·柯察金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我在旅途中也看到辉煌中的黑暗、成就中的隐忧。在加里宁样板街的豪华超市，货架空空如也；在莫斯科国际机场，管理的低效和环境卫生之差，令人大跌眼镜；在阿尔巴特大街，我看见人行道旁向外国人兜售自己作品的美术学院教授；我也看到出售腌黄瓜和洋葱土豆的热闹的乡村农贸市场；当然我也忘不了时刻跟踪我们的克格勃蛇一样的眼睛…

 

几年之后，曾经心向往之的伟大的苏联，这坚若磐石的第一个工农政权的国家，竟然像阳光下的雪人突然消失了。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倘若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健在，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世事如棋啊！这就不是我等草民所能说三道四的。

 

《科学时报》 (2011-08-03 B3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