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者之一。他毕其一生之力以西方写实技法为基础，却又始终如一地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为底蕴，从而形成了雄强挺秀而气贯长虹的具有中国气派的绘画风格。

 

王永吉，中科院软件所教授。他在国外求学授业十余年，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后，一直十分注重思考中外学术、学生的特点，审慎融合西方教育文化，对学生加以引导，培养学生与同事、导师的合作意识，善于思考、发问的学习方法，以及动手创新的能力。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虽历经几多推陈出新，仍难以尽善尽美。但，“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王永吉教授正是尝试点亮这盏灯的人。他的研究生培养理念与徐悲鸿的艺术求索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在国外待了十几年。要赶超西方研究生教育，一定要了解国内外学生的根本差异。”王永吉认为，西方教育下的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和多样性；中国教育则带有太多“模式化”的色彩——统一的题目，统一的作业，统一的评价标准。“中国教育体系中，考试让学生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只给了唯一的选择，使得我们的学生视角不够。”

 

王永吉也注意到中西方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中国注重用哲理思维对孩子的行为举止进行约束，西方社会则更喜欢用实际事例育人。“绝对地说孰优孰劣不可取，这是两种育人环境，造就了中西方孩子多方面不同。”

 

因对中西方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深有体会，王永吉在指导学生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软件研究所2008级博士生廖晓峰是这种风格的直接受益者。

 

三年前，廖晓峰走下南昌大学三尺讲台，来到软件所，跟随王永吉探索新的人生路。“王老师管得‘松’，因为留洋时间比较长，教育方法很西化。”不善言谈的他，聊起王老师来很得意，“在指导我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提示，让我自己解决问题。”

 

多数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做的课题多少会跟导师的项目有所联系。廖晓峰却是个意外。“我做的东西跟王老师的项目没太大关系，当时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跟王老师聊了聊，他非但没有约束我，反而鼓励我大胆去做，和我一起解决问题。”他把这归功于王老师开放的教育理念和指导方式。

 

“研究生教育要往前赶，就要鼓励学生早看书多看书。”王永吉说，和国外知名大学相比，中国学生这方面锻炼开始得较晚。但这种“前瞻性”恰恰对 “科研的感觉”和组织信息能力很有帮助。“头一年，学生应该多去图书馆大量地看本专业领域的期刊杂志，这有助于学生对问题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研究中始终保持清晰的脉络。”

 

而看什么、如何看，王永吉分享了自己的一套方法：“选择文章的先决条件是看其研究的问题是否与自己的研究相关。读的时候则要有两遍扫描：第一遍速读，第二遍细看。”他说，国外的学生看书都围绕自己的问题去看，这样的方法能帮助学生更快地掌握知识。

 

“来的第一年，王老师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多看资料，广泛阅读。之后研究的进展能顺利，跟平时的积累不无关系。”廖晓峰说。

 

徐悲鸿强调在“拿来”西方艺术精华之前，要打好自家基础。这同样是王永吉的授业理念之一。“谈创新，首先应对要做的东西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基础。”打好基础，则又与有效的学习和正确的方法不无关系。“掌握内部的学习方法和核心规律非常重要，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但规律一旦掌握，这些东西就永远忘不掉。”同时他还强调，在构建知识面的过程中，应追求“宽且深”而绝非“泛却浅”。

 

搞科研，自学能力亦必不可少。他说，自学能力是人可贵的内涵，一个人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就会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研究生创新教育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相互配合。”王永吉认为目前师生配合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学生主动性不够强。但他同样认为，这不仅是学生单方面的问题，导师如何做也非常重要。要改变现状，需要师生共同的“合作”：一方面要求导师善于“引导”，另一方面也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并配合导师做好领域内的创新。

 

廖晓峰总结说，学生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取舍能力：要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兼顾导师要求。导师因材施教，善于引导；学生有据可依，在适合的领域探索求真，双管齐下，教学相长。

 

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学生，几度转身的廖晓峰想，将来可能还会投身教育事业。和王永吉一样，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既是科研人员，又要承担教育者的重担。“我很喜欢老师的职业，在南昌大学的几年，总觉得自己的积淀还有所欠缺，才决定继续深造。”廖晓峰憧憬未来，经过与恩师五年的合作，自己也会将中西融合的教育理念植根于自己未来的教育事业。

 

（作者为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记者团成员）

 

《科学时报》 (2011-08-02 A2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