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在“长三角”、“珠三角”，以至我国其他一些地方，很多传统的鱼米之乡、很多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已经不复存在。许思麒/制图
编者按
一方面在GDP的导向下谋求发展，加快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建设，不甘心永远被叫做“农业大省”，另一方面作为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和实现粮食产品供给的重要责任，尽管河南省这个农业大省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在这两者间艰难寻求共赢、寻求突破，但能否打破僵局，实现“鱼与熊掌兼得”，值得深思。
日前，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国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发展如何能不以牺牲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热议话题之一。本报今天特刊发几位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王卉
粮食生产连续5年达千亿斤，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10——河南省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
而作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对很多河南人而言，是“既光荣，又别扭”。
“永远叫‘农业大省’、‘经济落后大省’吗？我们不爱听，我们也要搞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建设。”
日前，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国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河南大学原副校长王发曾说出了很多身处国家粮食生产基地的人的心声。
实际上，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在“长三角”、“珠三角”，以至我国其他一些地方，很多传统的鱼米之乡、很多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已经不复存在。
怎样发展才能做到不以牺牲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本次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河南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河南省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河南省地理学会、河南大学环境规划学院等单位承办。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八连冠”却发不出教师工资
“中国发展的核心基础是农业。”中科院地理资源所所长刘毅表示，“河南作为典型农业大省，面临的很多挑战和问题也具有代表性。”
“我们要破解‘滑县现象’。”作为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表示，要破解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深层根源及解决途径，深入探究粮食主产区的安全保障与民生价值。
如果说河南“三农”问题突出，是国家问题的一个缩影。“滑县现象”更是河南乃至商品粮生产基地尴尬地位的一个缩影。
滑县是中原粮仓、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八连冠”，却不得不接受“贫困县”的现实，在河南全省108个县中，滑县人均财政收入排在第100位之后，滑县年财政收入2亿多元，而全县教师工资就需要支付3亿多元。
刘彦随说，农业高风险、低收益，粮食生产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其经济利益，传统农区农民责任重大，但其权益难保障。
“今年中央财政拟投入‘三农’资金9885亿元，都撒到哪儿去了？作出巨大贡献的粮食主产省、主产县的真实需求得到保障了吗？”刘彦随追问。
不仅如此，河南省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王国强也透露了河南粮食安全保障所面对的另一危机因素：
“对于小麦、水稻、玉米生产而言，化肥投入已接近极限，临近拐点。支撑河南粮食产量千亿斤的主要因素，除了种子，主要就是化肥的贡献，下一步，多施肥已起不到多大作用。”
现在国家有些相关部门都不大提绿色产品，王国强说：“去掉化肥，现有粮食产量的2/3都达不到。”
王国强认为，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耕地面积减少过快，耕地质量整体不高、水浪费与水缺乏并存，等等。
其他与会者也对河南粮食生产面对的窘境作了补充：目前对土地是掠夺式经营，土地复种指数高，得不到休养，几乎是连轴转。现在湖南都调不出粮食，而河南生产成本远比湖南高。目前的生产效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在没有大灾情况下取得的，而现有生产条件本身抗灾能力弱。
另外，还要面对日渐突出的污染问题。
新农林建设应惠农而不应毁农农民“被城市化”后果很可怕
土地整理本来是好事，但针对江苏省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整理、新农村建设和万顷粮田建设工程，对自然山川带来的不利影响，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佘之祥表达了他的担忧。
在整理土地、新农村建设和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中，很多水塘、塘坝都被填掉，岗地被推平后生土翻了上来，土地养分均大幅度下降，土地贫瘠化。结果导致土地利用单一，不仅面积大幅减少，经济林和林地也大幅减少以至近乎没有。
以前亩产1200斤水稻的良田，在土地平整后，只能产四五百斤。高产田变成了低产田。
“本来是梯田，推平了，很自然就造成水土流失。”江苏本来不是水土流失的地方，但已经造成水土流失。
随着土地结构发生变化，景观发生巨大变化，居民生活发生变化，农民迅速变市民，带来一系列的不适应。
“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做到惠农而不是毁农。”佘之祥痛心地说。
佘之祥认为，土地整理工程应服从于农田保护和农业、农村的发展，符合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实施过程中深化细化，在保证农田质量的前提下，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土地整理工程对政府部门有诱惑力，可以拿到增减挂钩的一部分土地。”佘之祥表示，城市一亩地几十万上百万元，但在农村也许可以用更小的代价就把农民的土地转化出来，农民“被城市化”的结果是失去最后一块生存空间。
在镇江新农村建设中，有关方面也几次邀请佘之祥等去作相关报告，佘之祥对地方政府提出相关问题。
“要不断提醒，否则积累下去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佘之祥说。
“可以看到科学家在推进政府行为中，能够提出建议和意见。现实也更需要来自科学界的这样的建议和意见。”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张小林评论。
一位来自湖北省的与会者也有类似感受，比如进行土地整理时，政府部门非常积极，因为可以拿到国家配套资金。但高产农田通过土地整理，却导致土地质量下降。“非常担心，在湖北也有这种现象，在丘陵山区，整理后的土地没人管、没人种，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包括加剧水土流失。”
《科学时报》 (2011-08-01 A3 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