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真如时期的《秋野》等出版物。鲁迅1927年12月21日受秋野社邀请来暨大演讲，演讲内容发表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秋野》上。
□夏泉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在其一生的最后10年上海定居时期（1927~1936），鲁迅与当时设在上海真如的国立暨南大学大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不仅三次为暨大师生讲演，观看暨大学生的演出，同情支持暨大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而且还与暨大的一些学者及侨生中的文学爱好者往来频繁。
鲁迅在暨大的三次讲演
鲁迅一生主要是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但他从未离开教育战线，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以极大的精力与热情关心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经常抽空到大中学校讲演，传播革命思想，唤醒民众。鲁迅的讲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时代气息，为青年指明道路。
1.第一次讲演（1927年11月6日）
鲁迅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后，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定居，10月5日，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的夏丏尊教授，前往鲁迅下榻的孟渊旅社探访，邀请其莅校讲演，但碰巧鲁迅外出未遇。10月12日，鲁迅回访了夏丏尊。30日，鲁迅再次收到夏丏尊的邀请信。当时，国立暨南大学刚于1927年夏成立，中文系只有一年级学生，其中很多是侨生，学生早就耳闻鲁迅大名，仰慕其人格和学识。知道他与许广平一行抵上海后，便以“上海暨南大学一年级同学会”的名义邀请鲁迅讲演。
鲁迅欣然同意，并于11月6日上午，在夏丏尊陪同下，前往暨大同学会租用的福州路华兴楼饭店，作了《关于文艺创作和读书方法》的讲演。可惜此次的演讲稿今已遗失。
2.第二次讲演（1927年12月21日）
据1927年12月21日鲁迅日记：“午后衣萍邀至暨南大学演讲。”衣萍即章衣萍（1900~1947），1927年夏到上海后在暨大文学院任教，并曾做过郑洪年校长的短期秘书。
1934年12月11日，鲁迅致函正在为其编辑《集外集》的杨霁云，在谈到稿件的取舍时，他称：1927年12月21日“在暨大的讲演，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这里所指的“在暨大的讲演”就是指这次，因为鲁迅讥讽现实，为当局所不容，故他认为是无法通过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的检查的。同年12月19日，鲁迅改变了主意，函告杨霁云：“一切讲稿，就只删《帮闲文学……》及《革命文学……》两篇。《老调子……》原是自己改过的；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鲁迅请杨霁云将曹聚仁记录的在暨大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正式编入《集外集》，一方面反映了曹聚仁的记录稿比较真实记载了当时的讲演内容，另一方面也可见此文之重要。
3.第三次讲演（1929年12月4日）
1929年12月4日午后，应暨大学生周正扶等邀请，鲁迅第三次前往暨大讲演，讲题为《离骚与反离骚》，下午归。周正扶当时系暨大历史社会系一年级学生，为该校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宗旨的“坚冰社”的主要成员。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四章，标题为《从离骚到反离骚》。鲁迅从中国古代诗人的发牢骚谈起，简要分析了古往今来发牢骚的几种原因、方式，逐渐切入主题，对现实生活中诸如胡适和小报上的发牢骚，以及新月派反发牢骚的实质逐一进行了剖析。他论证了离骚就是牢骚，要改造社会、变革现实不能依靠消极的发牢骚。这篇讲演稿由郭博如记录，署周鲁迅讲，刊登于1930年1月18日《暨南校刊》第28~32期合刊上。
鲁迅与暨大师生的交往
根据笔者手头资料不完全统计，在上海时期鲁迅至少与当时在暨大任教的8位学者有过往来，他们是曹聚仁、夏丏尊、郑振铎、林语堂、刘肖愚、汪静之、章衣萍、章铁民等人。鲁迅1928~1936年的日记，就有23处提及刘肖愚，刘1928年起任暨大附中历史教员，常给《奔流》投稿，对当时任暨大附中国文教员的诗人汪静之，鲁迅日记也有3处记载。但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还是著名学者曹聚仁和郑振铎。
作为华侨大学，暨大学生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海外的侨生。在鲁迅日记与信函中，至少提到过6名暨大学生。他们是陈妤雯、郑泗水、陈翔冰、温梓川、张秀哲、周正扶等人。1927年暨南学校升格为国立大学后，学生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文学团体“秋野社”。据鲁迅日记，他与“秋野社”主要成员过从甚密。由于“秋野社”成员多系侨生，他们在《秋野》上发表了不少充满异域情调的习作，鲁迅对此十分留意，对该刊每期必读，对他们予以热情扶持。如鲁迅1927年4月13日日记：“复郑泗水信。”1928年11月19日日记：“下午复郑泗水信并还稿。”鲁迅的讲演稿《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最早是在《秋野》上刊登的。
鲁迅与暨大的其他联系
暨大在当时是上海乃至全国少有的著名国立大学之一，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无疑也会波及校园。鲁迅在定居上海期间，对暨大的动态以及一些人和事是很留心的。这从其日记也可略见一斑，试举两例。
1.鲁迅观看暨大游艺会（1928年2月18日）
1928年2月18日鲁迅日记：“晚曙天、衣萍、小峰及其二侄来，并邀广平同至沪江春夜饭讫，往中央大会堂观暨南大学游艺会。”曙天即吴曙天，为章衣萍妻。2月18至19日，暨大为筹款在北四川路横滨桥中央大会堂举行“特别童子军筹款游艺会”。鲁迅在暨大教师章衣萍夫妇等陪同下前往观看演出。
2.同情、支持暨大学生的革命活动
据资料记载，暨大“华侨青年的爱国情绪最高昂时，思想也最激进；上海的学生运动，自从上海大学被解散了，领导中心便移到真如来，那是事实”。正因为暨大是上海学生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加之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CC派上台后要控制全国大学，1933年12月21日，国民党军警便在蓝衣社特务带领下，对上海的暨南、大夏等9所高校进行大搜捕，逮捕学生百余人。鲁迅闻之异常气愤，1934年1月5日，他在从上海致姚克的信中说：“此地是乌烟瘴气，各学校多被搜捕……但详情也莫名其妙。”从这段话中可知，鲁迅对暨大等校学生的革命活动是同情、支持的，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革命活动的镇压则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鲁迅与暨南的关系，是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鲁迅以其勇敢、深刻的言行，在暨南校史上镌刻下了浓重的一笔。
《科学时报》 (2011-07-19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