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记》出版了，收入了很多外国名著译者的翻译札记，不乏大家名家，也有中生代和新生代，应该说都是肺腑之言，如果读者想知道这些书的中文孵化者幕后的甘苦和出版的艰难历程，读这书一定能有很大的收获。我发现编者很有心，查到了这些人的生平简历，并依照出生年月的顺序编排文章目录，悄然为我们呈现了这支自发而成的无形的队伍的历史纵向轨迹，很是感慨。

 

从夏丏尊大师起到郭宏安先生止，大致可以说是“老前辈”，当然，这里面细分的话，从傅惟慈到张玉书这批人应该算第二代，从林洪亮到郭宏安为第三代，第二、三代都是“49”后在翻译界影响最大的两代人，他们之间多为密切的师生兼同事关系，但还是有明显的“代际”区别，从文化知识结构和素养上考察还是略有差别。第二代在“文革”前基本成名，“文革”中惨遭厄运，“文革”后艰难崛起。而第三代则是“文革”前打好了基础未等起飞就偃蹇，经过“文革”历练煎熬，“文革”后以新生代的姿态成为翻译界的顶梁柱。这批人里杰出的翻译家众多，可能很多人没有写过翻译札记，所以很多该出现的人没有出现，如萧乾、叶君健、冯亦代、草婴、杨必、戈宝权、王佐良等大师。

 

林少华到黑马这几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生人的译者很有趣，尽管年龄相差甚至8岁，按说应该是文化代际上的两代人，但因为“文革”的灾难影响，他们都在阴差阳错在1977年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学了外语专业并一直从事这个职业。他们姑且算第四代。这批人中只收入了五个人的文字，的确有遗珠之憾。但翻译家都很少发表个人的翻译感想，都以写作专业论文为职业习惯，甚至可能认为那些论述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或作家研究的文字更具有专业意义，忽视和轻视所谓“写在译本边上”的“余墨”，这是一种专业人士的误区。估计编者收集他们的“余墨”很费了心思而不得。

 

让我欣喜的是后六位“60后”和“70后”已经蔚然成家，而且现在的文学翻译这批人是真正的主力，也正在进入巅峰状态。这批人值得格外重视。

 

说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如果有可能，应该有人为这五代翻译家分别出版一本“写在我的译本边上”的余墨集，展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家的苦心孤诣之所在。自然这是一个浩繁的工程，应该申请国家文化基金的。

 

蜜蜂文化出版公司这个地处宋庄画家村的作坊，能如此以边缘的态度作这样一本散淡而有文化韵味的好书，实属清雅之举，他们还出另外几本类似的书包括：写书记，编书记，卖书记，令人爱不释手。如今也只有这样身处主流边缘的雅士才有这等清香如菊之举。

 

《科学时报》 (2011-07-07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