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传统考试制度，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已不可能再度恢复；但它又有抹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影可以追寻，甚至还以不同的形态在现实社会重新复活。

 

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2007年9月，我曾经应邀到澳门参加一次“教育名家系列讲座”，讲座的专题就是“教育改革与科举文化”。这次讲座请了三个人，一个是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教授，另一个是台湾师范大学现任教育学院院长周愚文教授，周教授当时是在台湾的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还有就是我。一般人可能以为这个专题是我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平时不研究科举的程介明先生提出来之后，再邀请我去的。因为程先生多次去台湾访问，发现台湾进行教改过程中，碰到的很多问题就是考试领导教学，都跟科举文化有关，觉得需要研讨“教育改革与科举文化”，所以提出来作为讲座的专题。仅此一例，便可见科举文化对当代教育还有深刻的影响。

 

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或是否承认，科举文化这种存在照样在起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文化，在今天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2010年12月，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48万字的个人学术专著《中国科举文化》，这是我近年来出版的一部代表作。通常我为他人写的序，以及本人著作的自序和后记，都是当做学术随笔来写的。《中国科举文化》一书的后记，在目前关注高考的季节，还有一定的阅读价值，特录于下：

 

科举文化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色。科举时代形成的高度重视教育和考试的传统，使中国和东亚国家在教育评价中十分倚重考试。着重以考试成绩作为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在学校中主要以考试成绩作为学业评价的依据，成为中国和其他东亚学校教育区别于西方教育的一大特色。身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要活动于教育学界，自然从教育的角度研究科举多些。而且，因我也研究现代高考制度，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我的科举学研究论著往往是融会古今的产物。

 

深入研究科举学需要学科交叉和融合，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有句西方格言说，对文学家和侦探而言，一切知识都是有用的。其实，对科举学而言，也与此类似，至少可以说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有相关。“浪沧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浪沧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由于科举的影响面至广，因此几乎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都可以分析科举的不同侧面。多学科的视角往往观察得比单一的面向更为全面而深刻。而且，如果只研究科举，不仅知识背景不够宽阔，连外出行走的机会都很少。因此要借助其他方面的研究机会和经费来襄助科举学研究。

 

学贵专精，持之以恒。正如郑板桥的《咏竹》诗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做学问也应该像竹那样，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淡泊谦冲的气质。就对学术发展的贡献而言，每个学者都深入研究某一个或几个专题，会聚起来，便是丰厚的学术成果，或成高远的学术境界。这就像地质钻探，打几十口两三米深的井，不如打一口上百米的深井。20多年来，自己始终如一地坚守科举学这块学术阵地，不停地向纵深掘进，终于挖到了学术富矿，开辟一方新天地。

 

由于创建科举学、主张为科举制平反，以及主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科举百年祭的文化热潮，本人忝列新浪网评选入围2005“年度文化人物”，也因此有多家出版社希望请我写关于科举的著作。2005年1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总编室李忠孝主任来电热情约稿，促使我将以往一些专题研究成果集合起来，再作精细加工，使之成为这本专门而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著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拖了几年，于是调整篇目，有了如今的模样。

 

著作文章，在古代被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著书立说可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人”。一个学者要将才华发挥出来，方能体现其人生的价值。而要将自己的学问展现出来，变成学术声望，主要的途径便是将思想、见解形诸文字，抓住转瞬即逝的灵感，将精神变成文字，以论著的形式流布，可以使瞬间凝定为恒久。在当今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使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也不宜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真正要使著作广为人知，传之久远，还非得有出版社的依托不可。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若作者与出版社能够良性互动，必能使两者皆声名远播。在当今中国，出版社的敦促鞭策往往是学者写作的一大动力，我出的书也多数是受出版社约稿的推动而完成的。就文科学者而言，承接出版社的约稿有时比承担一个课题还管用。有的课题经费不多，做完之后便束之高阁，成果没有面世，社会效益便减却许多。而出版社的约稿往往是订有合同的，不能过于拖拉，加上是有订单后再生产，投入必有产出，动力自然较足。因此在繁荣中国学术方面，出版社功莫大焉。

 

“运笔思成后，读书心静时。”气定神闲勤开卷，读书快乐似神仙。在学与思结合之后，使心中所思达于指端，使胸中所蓄泻出笔尖，凝聚成丰厚的学术论著，这才是学者之正道和乐事。

 

《科学时报》 (2011-07-05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