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丹
目前，国内核电项目暂停审批何时开闸，相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明确时间表。有乐观者估计，今年8月份便重启核电项目审批，保守者称中国核电发展进程将被延缓1到2年。
“日本核电事故不会改变我国‘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的方针。”姜克隽表示，按国务院要求，正在运行的核设施的安全检查已结束，从检查的结果看，目前运行的核电站符合国家核电安全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我国核电的安全性可以得到保障。他同时指出，中国应将日本福岛核事故视为“全球高度重视安全发展核能的一次机遇”，不能因噎废食。
“日本福岛核事故对我国核能发展会有短期影响，长期不会。短期就是对技术的审批要放慢，这次暂停审批核电项目之后，可能要过几个月才能解禁。”姜克隽说。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正在运行的核电反应堆有11座，发电功率达900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6台，装机容量2800万千瓦，占全球在建核电机组的46%。
“我国规划要在40年间，从1000万千瓦跃进到4亿~5亿千瓦，但我们的质疑是，我国为这一核电站的‘大跃进’是否作了足够的准备？”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强调，核电大发展计划“很成问题”，“必须立即停止我国在核电发展上的‘大跃进’”，并认真修改我国核电发展计划。
核电“大跃进”？
2005年，国家确定“积极发展核电”的方针；2007年，国务院颁布《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按照国家能源局和中国工程院在日本核危机之前所作规划，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目标保守为7000万~8000万千瓦，2030年达2亿千瓦，2050年达4亿到5亿千瓦，核电将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要能源之一。
何祚庥在报告中指出。如若按照该发展目标，届时中国的核电规模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核规划的制定，没有对核安全问题作出充分评估或具体分析。”
按照何祚庥的分析，全球441座核电站运行以来，先后共发生过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约为1%。如果依此推算，那么即便是1%的事故发生率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核事故一旦发生，不是死多少人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代人的问题。当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广阔的无人区，今年的福岛事故也难以避免。核物质活动期长达上千年，将成为人类的一个大包袱。”何祚庥说。
“福岛核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是，核电站的设计和运转必须大幅度提高其安全标准，也就是需要把那种‘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确保福岛核事故不再发生。”何祚庥说。
关于核电站的选址问题，何祚庥表示，我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凡是没有充足水量的地区，根本不宜建设核电站。
“我过去就支持过重庆、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展核电站。但自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这一想法有了根本改变。如果在母亲河黄河或长江发生重大核事故，污染了黄河、长江之水，对上下游生态的破坏将是无法估量的。”何祚庥说道。
“我支持一切核电站均只能建在海边的政策。”何祚庥强调，“但必须把防止大地震大海啸列为保障‘绝对安全’的重大措施之一，当然也就增加了安全成本。”
最安全？最清洁？最经济？
“关于核电站抗震的安全系数和成本投入问题，中国政府和相关核电专家对中国核电站的抗震标准设计和出现事故的概率从来都是‘讳莫如深’。”何祚庥直言不讳，“核电站抗震级别要达到8级或者9级，成本增加是天文数字，这样一来，核电的市场竞争力将大减。”
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反核人士的支持。英国格林尼治大学教授、《核电经济》作者史蒂夫·托马斯在研讨会上表示，由于有很多限制、还有大小事故以及对废料的处理，核电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事实上，核电从来都不是廉价的发电方式。
据史蒂夫·托马斯介绍，在许多西方国家，因为发电是垄断的，建造核电站即使成本比较高也不用担心，因为成本总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从垄断转变为有市场竞争的时候，核电的竞争力就会显著下降。
“如果建造成本在每千瓦1000美元的水平，可能是一种比较有吸引力的发电方式。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预算，现在每千瓦核电成本是6000美元，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2年核电成本涨了6倍。”史蒂夫·托马斯说。
“现在到了需要反思我国能源界流行的‘核能是高投入但又高效益的能源行业’这一说法的时候了。”何祚庥表示，核电的发电成本和社会效益问题其实一直被掩盖了。核能发电其实成本相当高，这不仅是我国核工业集团的原因，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低估了“核能源的成本和效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今年4月曾呼吁“必须对核能的成本效益重新进行分析”。何祚庥认为此举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认同必须提升“核安全”和“核防卫”的“标准”，但同时必然带来其发电成本的大幅度提升。
此外，核废料的处理也将花费大量成本。何祚庥认为，一旦这一重大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核能的成本就将大幅度增加。“要是出现严重环境事故，还可能产生后果极为严重的‘负效益’。实际上现在赚的钱，是让子孙后代帮我们‘还债’。”
提到铀资源问题时，何祚庥对“我国有200万吨以上的铀资源，可以充分满足国家核电发展的需求”这一普遍判断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并非富铀国家，未来核原料对我国的掣肘将不可避免。
没有绝对安全的能源
支持核电发展的观点认为，就像一个国家发展航空、高铁一样，核电的发展能带动工业体系的准确化和高精度。姜克隽在回应核安全问题时指出：“在规划中之所以安全性问题提及很少，是因为以往核安全的问题已经谈得非常多。说句实话，对核电站安全问题的要求，是其他工业从来没有过的，甚至包括航空制造业。”
德国外交部、德国前核安全监管官员马丁·弗莱舍表示认同姜克隽的观点，他表示：“没有绝对安全、绝对清洁的能源，即使是可再生能源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能源结构，各自的风险也不同，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能源政策。”
马丁·弗莱舍介绍了德国退出核电的艰难历程。“包括环境公司，以及一些社团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各方进行了20年的讨论之后才最终达成共识”。
对此，何祚庥则指出，对于我国应采取何种核政策的问题，应充分听取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不能以“不争论”、“不折腾”作为压制不同意见的“借口”。
“说核电是低成本、清洁、安全可靠的能源，有个前提就是不出核事故。但是，谁能百分百保证核电站不出事故？如果把核电站的废料处理、核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费用、补偿费用、环境生态都考虑进去，还说核电是低成本、安全系数高、最清洁的能源是不恰当的。”何祚庥说。
《科学时报》 (2011-07-04 B3 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