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译学研究积极借鉴和吸收利用跨学科的学术资源，对翻译展开多层面的探讨，以拓展其学科的研究疆域，已是不容置疑的一种趋势或潮流。河南行政学院朱耀先教授和河南省城建学院张香宇副教授合著的《政治·文化·翻译》（以下简称《翻译》）一书，就是应这一潮流而降生的新作。据笔者所知，朱耀先为河南省翻译协会副会长、河南省翻译教学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主持完成多项有关翻译、文化方面的国家课题和省级项目，治学严谨，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张香宇是一位年轻的学者，曾从事翻译实践达10余年。近年来，她又涉足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翻译研究课题。《翻译》刚一出版，便得到了译界同行的好评，并被视为我国译学研究领域致力于跨文化、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翻译的一部难得的专著。

翻译作为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视角丰富多彩。《翻译》一书，选取中西方典型的文本和范例作为标本和研究对象，借鉴当代西方一些翻译研究流派的理论成果，从历时和共时、宏观和微观的视阈将翻译与政治、文化联手进行探讨，吸收多学科的学术资源，进行多维度的交叉研究。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即上篇“政治与翻译”和下篇“文化与翻译”，共16章，对翻译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究，并以洋洋36万字的论述，记录了作者数年的辛勤耕耘和丰硕成果。

 

在“政治与翻译”的上篇中，包括了翻译与政治、林纾翻译的政治目的、严复与翻译的政治、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鲁迅与翻译的政治、庞德与翻译的政治等八章。

 

多年来，“翻译的政治”是中外译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西方，欧洲学者沃纳·温特1961年发表的题为《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被认为是最早论及“翻译的政治”的文章，印度籍美国学者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93年在其《教学机器内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随后，加拿大学者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提出或涉及到了“翻译的政治”问题。（费小平：2005）在中国，有关“翻译的政治”问题，不能不提到许宝强、费小平等人。例如，许宝强、袁伟2001年选编出版的译文集《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是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费小平200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无论是从其广度还是深度来看，都是国内对“翻译的政治”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学者曾在不同程度上涉猎过这一问题，但对“译者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关注者不是太多。为此，《翻译》一书的论述就比较深入、系统和全面。其中的“翻译与政治”部分，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译者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而通过研究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翻译家——其中包括我国的林纾、严复、梁启超、鲁迅和美国的庞德、韦努蒂，印度籍的斯皮瓦克，以及加拿大的西蒙、弗洛图，就深刻地披露了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和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政治权力关系。

 

在“文化与翻译”的下篇中，包括了文化软实力与翻译、文化软实力与鲁迅翻译、全球化、文化与翻译、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文化差异与翻译、汉英典故性习语的文化分析、文化因素与中外商标翻译、译者文化身份嬗变研究。这部分内容整体上亦可分为“文化软实力与翻译”和“跨文化翻译”两部分。《翻译》的作者以他山之石来攻玉，把“软实力”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针对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与翻译的关系进行探究。首先，呼吁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以文化软实力为切入点，对“文化软实力与翻译”这一新的学术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凸显翻译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中进行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同时，为职业翻译家的培养、良好翻译环境的营造、翻译策略的选择及缓解我国译才尤其是“中译外”人才匮乏的现状，解决跨文化交流的瓶颈——翻译问题，提供科学思路和理论依据。其次，以鲁迅的翻译为个案研究，从具体方面探讨了翻译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鲁迅的翻译是我国翻译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本书从文化软实力角度切入其研究的成果，犹如春风一缕，新意扑面。而通过对鲁迅翻译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视野，凸显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中华文化的“走出去”和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提供了可喜的经验。

 

《翻译》在对文化软实力与翻译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同时，又从跨文化翻译的视域来考察传统翻译中忽视的诸多问题，结合翻译理论与实践，重新厘定一些概念和认知层面，在跨文化翻译研究中，突出译者的主体性和文化意识。强调没有古往今来各民族、各地区的翻译，就没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更没有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互补、融合与发展。作者明确地指出，翻译是开启跨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翻译中，我们既要认同世界文化的共性，又要保护民族文化的个性，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化差异，弘扬儒家经典学说中“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通过对翻译的宏观研究，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丰富翻译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为传统的翻译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基于上述原因，在当前多语文化语境下，译者尤其是我国的“中译外”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应充分张扬其翻译的主体性，要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克服语言的障碍，跨越文化的鸿沟，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为世界文化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翻译》是一部译学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有些引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亮点，值得我们再来回味：

 

其一，是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

 

全书梳理了国内外许多同行们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动向，即使在借鉴西方条分缕析的科学研究思路，也是以全新的理念思考和探索“政治、文化、翻译”问题。文中采用宏观与微观结合，历时与共时兼顾。例如，它以英汉两大语言互译的文本为例，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对比、归纳和阐释，清晰地剖析了政治、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特色鲜明地“成一家之言”。

 

其二，是研究视角的新颖性。

 

该书从“政治与翻译”、“文化软实力与翻译”以及“跨文化翻译”这些视域和维度来研究和理解翻译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换位界定一些概念，在开阔的视野里，其分析概括既确切严谨、科学周密，又具前瞻性。例如：关于鲁迅翻译，作者既尊重前贤，又不避谈当下，在务实求真道路上，不畏困难前行，别开生面地开辟出“文化软实力与鲁迅翻译”研究的这条道路，为鲁迅翻译研究谱写出一曲亮丽的新篇章。

 

其三，对传统译论的突破性。

 

《翻译》从政治学、文化学，甚至史学的视角探讨和研究翻译，这大大地超越了传统译论的藩篱，有别于传统译论只着力于探讨语言层面的问题、或只强调“忠实”是翻译的最高标准问题，而有助于读者以新的视角和眼光去重新审视翻译中的“忠实”、“通顺”等问题，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译者的身份与作用等问题。也就是说，作者特别强调译者是翻译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主体，译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与操纵者，也是译语文本的生产者和再创造者。作者还引用王东风博士的话说，从根本上讲，翻译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翻译活动不是纯客观的语言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过程，而是涉及原语和目的语的两种文化。所以，翻译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行为。作者通过对中外作家大量作品实例的旁征博引和逻辑地论证，其学术价值，令人折服。其现实意义，也不容否认。

 

其四，直面翻译的现实性。

 

《翻译》从选题、结构、观点到具体的研究内容，明显体现出其创新思维和现实意义。全书理论联系实际，以晓畅的叙述和独特的分析，不仅凸显出译者的主体性、政治元素和文化意识等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还为我国翻译学的健康发展和中华主流文化的建构提出思路，给人以新的启迪。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写入了党代会报告文献中，这对我们如何推动祖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现在，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要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既要善于从外来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荟萃世界多元文化精华，也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相互融合。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软实力基础建设的核心部分。我们以往的投入和建设也许是没有跟上时代潮流，以至于我国的书刊出口“赤字”颇大，使我国一度出现了“文化逆差”。造成这种劣势的因素当然诸多，在此无须赘述。但在我国文化复兴的今天，国家欣逢盛世，学者有文化自觉性，这就有助于我们“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而我们传播的文化是否能赢得外国读者的认可，这就要发挥翻译对此的作用，提高翻译的地位。

 

总之，笔者认为《翻译》全书理论联系实际，比较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文化软实力与翻译”等学术问题，这不仅会有助于引起全社会对此的关注；而且，对国外亦有利于扩大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渗透力，对国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翻译环境、选择适宜的翻译策略、挖潜培养称职的翻译家。因此，我们有理由展望，她将为增进中华主流文化的健康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

 

《科学时报》 (2011-06-23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