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值法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诞辰110周年，6月11日，“拉康的事业”学术研讨会暨《雅克·拉康》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李艳辉、《雅克·拉康》一书作者吴琼副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近30人参加了会议。
□本报记者 杨新美
“吴琼能给国内的学者树立一个榜样，提供一个样板，鼓励大家去读雅克·拉康。以前一提起拉康大家都头疼，觉得他的理论实在是太难了，读不懂。而这次吴琼读懂了，并写了出来。这为大家提供了阅读的勇气和力量，鼓励大家去阅读拉康。至少我在读了吴琼的《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后，我立即重新拿出拉康文集，开始阅读，发现不是如以前想的那样难，现在我可以将每段都译出来，能明确其中的意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如是说。
绕不开的里程碑著作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上下册）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吴琼历时4年精心撰著而成的。该著作既结合历史背景详细叙述了拉康及拉康学派的传奇，也对拉康本人庞杂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由于目前还没有一本有关拉康的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吴琼用了接近于一小本书的篇幅，以拉康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为线索，将拉康的故事置于各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讲述，以此引出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及拉康学派的历史。于是有了《雅克·拉康》上册。
“《雅克·拉康》的上册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拉康传记。”吴琼表示。因为这一叙述并不是为了展现拉康的生平活动和个性，而是以“故事”的形式来揭示精神分析运动本身的某种“精神”以及这个精神内有的某个死结，为了阐释拉康是如何成为“法国的弗洛伊德”的。
为写这套著作，吴琼不仅细读了拉康的《文集》，还系统地阅读了拉康的研讨班作品以及国外有关拉康的主要研究成果。“面对晦涩而且缠绕的拉康理论，作者所付出的劳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志伟说。但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因为那里面不仅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有对我们日常的主体性的独到分析。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他的著作、读他的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杜小真说，《雅克·拉康》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从哲学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一个被大家普遍定义为精神分析大师的拉康，这给国内研究法国哲学的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和启发。
据了解，目前国内对于拉康理论的研究非常薄弱。如直到2000年，即拉康辞世19年之后，由苏州大学方汉文教授执笔所写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而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拉康研究专著。迄今为止，国内原创的关于拉康著作依旧为数不多。季广茂说，以往国内学者是从某一角度来切入研究拉康，而对拉康进行的这种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研究，吴琼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并不多见。
“相较此前国内出版有关拉康的著作，《雅克·拉康》是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季广茂如此评价，它是国内学者们进一步发展、进一步研究的平台。以后研究拉康的人，是绕不开这套著作的，一定要读一读。同意它的人，要研究它；不同意它的人，要批判它，而不是忽视它、假装它不存在。
拉康是一块强引力的磁石
1901年4月13日，拉康诞生在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巴黎中上层阶级家庭里。他父母不曾料想到,拉康日后会成为继弗洛伊德之后最具影响力和理论煽动力的精神分析学家，成为“法国的弗洛伊德”。
1907年起，拉康被送到耶稣会办的、著名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学开始接受教育。在中学阶段时，拉康就爱上了哲学，并开始阅读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
1919年秋，拉康成为了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并开始学习精神分析学，期间他还保持了对文学和哲学的兴趣。1927年后的4年间里，他开始辗转不同医院，接受精神病临床治疗的训练。
1931年，他独立发表了第一篇理论性论文《妄想性精神病的结构》。“对拉康的学术经历来说，1931年，是颇为重要的一年。”吴琼表示。除了独立发表论文外，对弗洛伊德的著作的阅读以及与超现实主义圈子的接触，不仅给他从事的精神病学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还将他引入一个全新的学术氛围。
1932年，在圣安娜医院的亨利·克劳德教授的指导下，拉康完成了题为《论经验的妄想型精神病概念与人格问题》的论文，并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主要从事于精神分析学的教学与医疗工作。1933年，拉康在法兰西学院旁听心理学家瓦隆的课程，而瓦隆儿童心理学研究中的“镜像实验”成为他不久后提出的镜像理论的直接科学基础。1936年7月的最后一天，拉康在第14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上，发表了关于镜像阶段论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镜像理论。
尔后在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康几乎一直隐居于法国南部。直到1946年以后，拉康才开始参加巴黎精神分析协会的活动。在1953年的7月，拉康在《象征，真实和想象》一文中，首次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
1953年年末，拉康开始了公开举办研讨会，而这一研讨会持续了27年。他几乎每周或者隔周作一次报告，每年研究都指向不同问题。
当时，拉康没有好的职称，也几乎没什么社会地位。有时一节课上，拉康可能就写一个公式，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就坐在那，有时候说的话与要讲的内容没有丝毫关联……
“拉康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把法国所有的重要知识分子都吸引过去了。”季广茂说。连比拉康成名早很多年的那位“现代人类学之父”、法国思想家、结构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都曾听了3年的研讨班。
1953年后拉康放弃了镜像理论，相继提出了极为重要的三个理论：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其中他所研究的实在界，是他提出的最了不起的理论。
“拉康，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另外，拉康将精神分析学中重要的概念哲学化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重建了哲学。因此他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分析的哲学家。”季广茂评价说。
拉康的文化阐释效应
虽然拉康的确明确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概念，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其创始人弗洛伊德是不同的。拉康使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畴、语言学的概念、语言学的方法来解释精神分析，从而使得精神分析语言学化了。
虽然拉康已经去世了20个年头，虽然大多数人对拉康的思想是一知半解，可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理论在当今的文化研究及艺术批评中依旧被广泛运用，且在哲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领域也有深刻影响。
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一直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极是临床医学，另一极是文化阐释学。
由于西医发展日新月异，神经学方面的病症被归于器质性的病变。因此在西方，不再有精神分析的“躺椅”，取而代之的是疗效明显、迅速的小药丸。
“在临床医学这一脉上，精神分析学已经逐渐走向了末路。而作为文化阐释学或作为社会批判这一脉，其应用一直在发展壮大。”季广茂说。
在今天，拉康的思想、理论目前就多用于文化阐释学。“尤其是在电影研究领域的方面表现最为典型。”吴琼说。在西方的电影理论领域里，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限分为拉康前和拉康后时代。20世纪70年代前，以电影艺术理论家爱森斯坦、美学家爱因海姆等人为代表人物。20世纪70年代后，拉康理论被法国人和英国人引入电影研究之中，彻底改变了此前的主流理论，并提出了全新的问题，电影研究的面貌被彻底改变。如在此之前电影银幕被称为“画框”，而拉康将其称为“镜子”，这让人们对银幕本性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除此之外，拉康理论还扩展到很多方面。吴琼说，今天，齐泽克、拉克劳等人都将拉康理论拿到大众文化研究、建设研究、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广泛应用。如在研究历史问题上，齐泽克用拉康的主体快感理论来解释二战时西方国家出现的排犹主义，这与以往用民族仇恨来解释不一样。再如，拉克劳在作社会主义研究的过称中，针对1989年后东欧解体、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后社会主义霸权的研究，也是用了拉康理论来解释。最近，法国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阿兰·巴迪欧，这位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他也用拉康的理论来解读毛泽东的“老三篇”。
不同角度读“法国的弗洛伊德”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西方世界里，拉康研究已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这支庞大队伍里，有一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学者是不容忽视的。他就是被称为拉康理论继承者、实践者的齐泽克。
齐泽克通晓6种语言，用英语写作也已经长达近20年。1989年，齐泽克在英国和美国推出自己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当即红遍了世界，引用率极高。近些年，他平均每年会出版3本著作，而几乎每本著作都翻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而在中国，其简体版版权的拍价甚至高达几千美金。
齐泽克何以如此受欢迎？季广茂说：“齐泽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拉康的学者，也是拉康众多弟子中最重要的一个弟子。可以说如果没有齐泽克，拉康可能就只能停留在废纸堆里。”在齐泽克的笔下，拉康深奥晦涩的理论得以深刻独特的阐释。他将拉康的理论与当前的文化现象、政治斗争、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巧妙地结合起来，妙笔生花。他对拉康是跳跃式的读，而你将发现其中任何一点都耀眼闪光。
齐泽克笔下的拉康与吴琼笔下有何不同？“两个人撰写角度不一样，切入点不一样。”吴琼说。齐泽克的主要工作不是导读，也不与读者们分享他自己是如何研读的，而是直接将自己读后悟出的结论结合大众文化、电影、政治等阐释出来。而吴琼则是将自己的阅读过程和细节呈现出来了。比如拉康的结论、逻辑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逻辑而得出的结论；比如拉康所得出“女人不存在”、“性关系不存在”等结论究竟是怎么得出的；比如拉康指出个体的欲望又是他人的欲望，究竟是什么意思。吴琼在撰写时尽可能地去还原其中的逻辑，尽可能去还原其中的语境，以帮助读者能更容易看懂拉康的理论，更容易读懂“法国的弗洛伊德”。
雅克·拉康 （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具影响力和理论煽动力的精神分析学家。其理论不仅在今日的文化研究及艺术批评中被广泛运用，而且在哲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教育学等领域也有深刻影响。
《科学时报》 (2011-06-16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