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好哥哥，叫涩泽健（Ken Shibusawa），是日本著名的投资家。曾在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美国著名投资银行从事多年金融业务的他，至今已经独立，为个人投资家提供服务，把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的本钱反馈给社会需要的领域。他始终在思考，金融资本如何超越短暂、狭隘的视野，站在维护并推动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决定把钱投给什么领域，什么企业，什么人。因此，他演讲、投资、关注的往往归结于所谓“社会”领域。他也始终在摸索资本主义走向何方。

 

他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涩泽荣一（Eiichi Shibusawa）的第五代子孙。他对涩泽荣一的忠诚心特别高，并拿着祖辈的著作《论语和算盘》，到处给惯性地陷入拜金主义和互不信任的金融从业人员们讲“资本该拥有的作用和责任是什么”。

 

涩泽荣一将儒家学说引入到了经商当中。《论语和算盘》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是日本工业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很多年轻人投身商海搏击风浪，渴望获取巨大财富，一种拜金精神侵蚀人们的大脑。

 

涩泽健大哥曾跟我讲过许多荣一先生的故事和智慧，其中，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句哲理：

 

“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取利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

 

原来，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后来的资本主义，是可以不冲突的，甚至互补的，一切都是为跨越国家和地区，跨越时间和种族的，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而服务的。企业家是最需要社会责任感的，并把它作为实际行动来反馈给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使它和谐而长远地发展下去，否则，一家企业的命，很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甚至陷入历史的罪犯。而这些企业蔓延的国家，自然而然地衰退，甚至灭亡。

 

我没有想到，涩泽健大哥引用的荣一先生的格言竟然能够被中国“80后”——好兄弟陈伟所引用。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80后”曾在中学历史课堂上学过一点知识。中国朋友们相当熟悉的明治维新的时代，武士浪人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不愿意去想如何赚钱的问题，国家财政却陷入崩溃边缘，这是切实的国情。“士农工商”的潜规则无处不在，如何化解武士与商人，这在当时日本价值体系中两个极端的共存和协调，才是荣一认真思考的问题。

 

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真实的历史永远是跨越时空的价值观，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从中国古代的儒家到前期资本主义，从后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又回到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这个探索知识结合点的旅程中，日本那样小小的岛国的“兴衰史”，也有幸能够为大家理解历史的脉络，发展的接点以及未来的方向，起到一点点作用。而这一工作是被一名“中国”“80后”正在完成，意味深长，令人欣慰。

 

陈伟的《日本商业四百年》，引用他给我的资料里文字的话，是“一套描写日本商业如何崛起、财富如何积累的书，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日本崛起的精神密码，阐述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商业模式如何席卷世界”。

 

陈伟跟我说，“震惊世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有200年的历史，而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日本各大财阀的生命岂止延续了400年？”

 

这个问题意识不错，让我深思祖国的历史。这本书涉及到的公司包括三井家族、安田家族、住友集团和三菱集团，用生动的细节描述他们的创业故事、经历的风险以及获得的荣耀。“他们大都游走在政治与金钱的边缘，用独特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他们时而阴险狡诈，时而又充满关怀，他们复杂多变却又坚定勇敢”。

 

商社（Shosya）是奇怪的玩意儿，词典上的直译就是“贸易公司”，却远远超出了贸易本身的范畴。他是日本特色的灰色公司形态。在当代的日本，许多运动员、社团领袖、社交谈判能力强的人纷纷进入商社。公司要求员工拥有国际视野，情报收集能力，谈判能力，还有不可或缺的是，喝酒的能力。这样说，中国朋友们或许容易理解吧。

 

他们往往在国内外与当地的政府勾结在一起，不断创造应酬的机会，从中寻找商机。我前一段时间在北京跟三菱商事中国代表处的二把手吃饭、喝酒。他说：“我们就是用一切手段创造商机，为此需要的有3种要素：Resource（资源），Strategy（战略），System（制度）。”可想而知，它显然是综合而暧昧的商业模式。

 

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陈伟注意到教育体系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日本，是日本历史上最美好的年代，激情四溢，进取心如同初升的朝阳普照万物。更重要的是，国家教育水平的直线提升直接引导了日本商业的变革。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各种学校遍地开花，推动倒幕成功的武士精英们各个文武兼备。明治政府成立之后，更是把国民教育放在了改革的首要位置。1872年，政府开始推行4年义务教育，无论男孩女孩都要上学读书。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在村中无家不入学，在家中无人不读书”，掀起了全民读书的热潮。后来，岩仓师徒四人从西天回来之后，更是大力推广法国、美国式的教育体制，设立中小学和大学，然后采取跟征兵制类似的方式把上学读书当成国民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更加可贵的是，日本政府给学校作了开放的定位，要求学生“实务学习”、“独立思考”，特别是后一点，今天的中国大学里还没有被当做宗旨贯彻、延续。

 

陈伟在整个描述中也没有忘记适当跟祖国的历史和社会对比起来，进行进一步的思索。他考虑到祖国同胞的面子，相当客气地提了一句：“中国百日维新为什么会失败？原因众多、情况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文化、对教育、对学者的态度束缚了中国前进的脚步。”

 

19世纪下半期，就是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其高教育水平促成了商业繁荣，直接推动了国家的兴起。政府贯彻的则是让优秀的人才“走出去”，派遣到西方，把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技术“引进来”。当时的日本统治者相当明白，国家内部正处于改革、转型的时候，统治者需要正确利用外压，来化解内耗，强有力地提高经济生产力。

 

看看今天的中国和日本，我想，中国人从历史的挫折中学习了很多，把“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重要思想落到实地。日本人则始终沉淀于以往的辉煌，无法摆脱失落的20年。失落还要持续多久呢？难道成功是失败之父吗？

 

陈伟平时做时尚杂志编辑。在我眼里，中国男性中，他是罕见的帅型媒体人。我知道他上学的时候学的是日语，我也知道他对日本的历史、社会、文化等也有较深的了解。我也曾为他上一本书《麻辣日本史》写过推荐语，觉得陈伟对日本历史的描述很独特，很有趣，我这个日本人也学到很多，受益匪浅。日本能有像陈伟这样，不受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负面约束，用一套个性化的语言来描述日本历史的中国朋友，感激不尽。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祖国同胞更多，更深地了解日本和日本人，并试图从中为祖国吸取可贵的知识营养。

 

陈伟在本书中介绍并详细描述了日本近代的维新人物们，包括大隈重信、福泽谕吉、伊藤博文等。他写道：

 

直到今天，有一位出版人说：“别写那么多历史人物了，读者可能根本记不住！而且太像励志故事了。”也许，在他们的眼中，我笔下的历史过于复杂了，和这个崇尚速成、快餐、浮躁的世界颇不相容。但我依然愿意坚持自己的初衷，我渴望写出具有价值的故事和历史，那么构成形形色色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因素，就是这些人。更何况，这些人曾经奋发前进、勇于面对困境，虽然他们也偶发的贪婪、软弱，虽然他们的基因里也有背叛和虚伪，但放到一望无际的历史当中，这些人无疑是伟大的、爱国的。所以，我情愿做一个守墓者，即使你难以下咽这些文字，我还是要一笔一笔地记叙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看清那个年代的日本。

 

陈伟成为历史学家了。我最佩服历史学家，那么破碎，分散，看起来似乎偶然连续，没什么互相关联的点点滴滴，对所谓“客观”的史实进行最为“主观”的汇总，加工，甚至编造，其过程肯定属于没完没了。就像大多数人不明白我喜爱马拉松的心情一样，大多数人不会明白历史学家凭什么，包括我，也不太明白。

 

2010年11月13日上午10时，我写这篇序的截稿日期，我终于拜读完陈伟的《日本商业四百年》，最后一段写的是这样的：

 

就在日本商业界陷入混战，咒骂与欲望喷薄而出的时候，在大阪，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扛起了工具箱，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他只上过四年小学，父亲生意失败后，家道衰落，生活拮据。于是，小男孩给一家电器商做起了学徒，开始了自己艰苦的赚钱生涯。

 

但没人能想到，正是这个看起来羸弱的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独立创业，建立了一家电器制作所，70年后，他的收入跃居日本第一，在他逝世的时候留下了15亿美元的庞大财产。他创立的企业名垂青史，也成为三井财团的坚韧一环。

 

这个人叫松下幸之助。

 

我立即反应：“哦，不是400年吗？怎么只有近代史，而没有二战前后的故事呢？你连日本战后奇迹都省略掉了？难道你作为中国人觉得二战不重要啊？你这样犯错误了。”

 

动不动就把手机拿来，给陈伟打电话，他就像平时一样，带着一种帅气的冷静给我解释道：“噢，我还没写完呢，我要写几本的，这不过是第一本。”我说：“噢，这样子，那我只是为你这本第一部写点感想就OK了？”陈伟回应：“对，这样就可以，兄弟拜托了。”

 

我很高兴能够为异国他乡的兄弟，以异国他乡的文字对陈伟表示祝福。我也期待他的下一本，下下一本，甚至，下下下一本。

 

（本文为《日本商业四百年》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科学时报》 (2011-06-02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