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国界。尤其是其中的“公共服务奖”,几乎是“家喻户晓”。然而，遗憾的是，引起人们关注的总是被报道的事件本身，新闻工作者却被撂在了史册之外。新闻界和学术界对普利策金奖90余年的获奖报道没有作系统研究，对获奖报道的选题、调查、修改、定稿以及背景等缺乏了解，民众包括新闻界后辈对得奖报道背后的故事，特别是幕后人士贡献的了解就更少。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

 

从1917年创立至今，普利策奖走过一个世纪的征途，穿透历次战争的硝烟、政治丑闻的迷雾和社会问题的困扰，矗立在最高处的金字招牌是其新闻奖项中的“公共服务奖”（普利策金奖）。由于其公益性，普利策金奖只颁发给新闻机构，不属于个人。这个通常只颁给那些系列报道严重社会问题的报纸的奖项，成了美国报业媒体梦寐以求的金苹果，正如电影界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一样夫复何求。美国业内以赢得普利策金奖的多寡来判断报纸优秀与否。达到5枚的当前最高纪录，《洛杉矶时报》用了61年的时间，而《纽约时报》则花了86年。在美国报业每况愈下的今天，这个奖项依然代表着新闻界的最高褒扬，它的魅力何在？《华尔街日报》洛杉矶分社的前副社长罗伊·J·小哈里斯以资深专家的角度，撰写了这本《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

 

容易忘记历史或许是世界上所有年轻人的通病，所以本书作者说：“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想要了解近期和过去重要新闻作品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校的学生的，关心新闻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美国历史爱好者也能在这本书中发现它的价值。”这价值是什么？当报业面临读者群的缩小、互联网的挑战和营业利润的滑坡时，“社会责任”却是新闻从业者永远不能抛弃的一条守则。本书详细记述、分析了普利策金奖作品的经典案例，援引了大量作品背后的故事，来说明媒体责任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公共服务性报道的重大意义。

 

全书开篇便是2005年的卡特琳娜飓风。当暴风雨阻断新奥尔良的一切公共交通和通信线路时，《时代花絮报》和《太阳先驱报》的编辑人员坚守“孤岛”，记者们则各显神通送回一线的真实情况。在随后的系列报道中，记者们逐条核实传闻，澄清谣言，“坏事是有的，但我没有看到杀人、强奸、割喉咙之类的事情”。客观、权威的报道最终使普利策金奖破天荒地颁发了一次“双黄蛋”，两家报纸并列获得了2006年度的“公共服务奖”。

 

“公共服务”代表着普利策奖的最高价值，因为它涉及最多数人的权益。具体事件包罗万象，但总归不离权力滥用、种族问题和天灾人祸几大类。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自身的弱点，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消灭它，但至少可以约束和监管它，站在代表最多数人利益的角度上，媒体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桅杆上的瞭望者”，为避开暗礁险滩而吹响预警的号角。这个岗位是如此重要，如此风光，又如此辛劳，那些艰难险阻不仅埋伏于途中，也潜藏在身边。

 

在书中，作者援引了大量细节来还原新闻报道的面世过程，越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作品，经受的考验越是严峻。1927年，《坎顿每日新闻》的主编唐·梅里特由于批评当地官僚们同犯罪团伙关系密切而被谋杀；1953年，《怀特维尔新闻报道》和《塔博尔市论坛报》因为揭露了三K党在当地的死灰复燃，受到了经济利益和生命安全方面的双重压迫；2001年，后来臭名昭著的记者杰森·布莱尔在“9·11”事件系列报道中试图捏造文章，所幸被《纽约时报》的编辑识破而没有得逞。连普利策金奖理事会成员也提醒：“种族问题的报道必须十分准确，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就有可能引起群体的愤怒、示威，甚至全体暴力行动。”

 

令新闻业骄傲和欣慰的是，这些公共服务性报道由于其巨大的社会意义而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和肯定，即使是某些带有争议性和颠覆性的问题，也因为媒体报道的真实和客观而受到人们的欢迎。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聚光灯团队”曝光了他们在两年时间里收集到的、当地天主教会神父对儿童性侵犯的材料，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员工担心的天主教徒围攻报社一幕并没有出现，“是的，人们无比愤怒，但不是针对我们，而是把矛头指向他们所热爱的天主教”，其主编马丁·巴伦归因于“我们的报道是无可争论的，所有的事实都确凿无疑”。

 

当然，被揭露一方有另外的看法。因1974年的水门事件而断送了总统生涯的尼克松，曾经语带嘲讽地说：“他们不是由于‘支持’而获得普利策奖，而通常是由于‘反对’才获得这样的奖。”但对于因报道“水门事件”而留名新闻史的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来说，那年的普利策金奖差点把他们的作品踢出去，甚至有位评委说“水门事件只不过是大象屁股上的一个小疙瘩”，但仅仅两个月后，“小疙瘩”就成了大肿瘤，评委们不无庆幸地意识到：“如果颁奖发生在两个月以前，《华盛顿邮报》没有得奖，那将是极端尴尬的。”

 

近100项普利策金奖的背后，是无数喜怒哀乐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一个社会事件的新闻价值几何，站在不同的角度，将得出不同的答案。从1948年的《圣路易斯邮讯报》报道伊利诺伊州矿难，到 1978年《费城问询者报》揭露当地警察滥用权力，从1969年《洛杉矶时报》曝光洛杉矶市政府两个委员会的腐败行为，到2004年《纽约时报》调查美国工人的死亡事故问题，普利策金奖作品涵盖了美国社会从元首到平民、从华尔街到贫民窟的各个领域。在今天的读者眼中，这些当年的新闻已经变成故事，而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唯有在书中才能细细品味了。记者与真相或许都会随雨打风吹去，唯有公共的精神和力量亘古长存，推动社会发展的车轮滚滚前行。

 

《科学时报》 (2011-06-02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