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下册),潘鼐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定价:480.00元
2010年的一天,当85岁的天文科普活动家李元接到90岁好友潘鼐的电话,得知《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已经出版的消息时,李元用“震惊”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因为他已记不清潘鼐和他提了多少次、多少年的这部大书,竟然在快被他遗忘的时候得以出版。
□本报记者 麻晓东
如果将一部书赋之以命运,《崇祯历书》的“一生”可谓坎坷多舛。这部明代历法丛书编撰于明末,由于明朝的败亡而未得实施,而原书也已湮没于朝代鼎革的历史悲歌之中,迄今未能得见。正因为它的变迁复杂,入藏分散,才能体会其编汇之不易。潘鼐在他编汇的《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的前言中,详细记述了《崇祯历书》的成书经过和演变。
一部湮没三百年的历书
明万历三十八年,礼部因日食推算不准,上疏请博求知历者参与测算,并开启了修改行之已久的《大统历》的议论。
明朝《大统历》实际上是袭用了元代的《授时历》,并作了一些不太恰当的修改,而从元代颁行算起,这一历法已经行用了三百多年,对二十四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不符应用。因此当时就有钦天监官员周子愚奏闻:“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
在此之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主张历法改革,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趁机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捷径,积极参与到历法的修订或天文学知识的传播中。庞迪我、熊三拔、高一志、艾儒略、汤若望和南怀仁等先后来到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也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序幕,开创了“西学东渐”的新局面。
崇祯二年,钦天监测量日食再次失误,而同时徐光启依靠传教士的帮助,运用西法测量却相当精确,符合天象。当崇祯皇帝责怪钦天监时,钦天监官员据实说,《大统历》承《授时历》已久,他们只是在开国二百六十年后遵守旧法而已,若因循守旧下去,以后不能无差。礼部就此再奏请开局改历,才得批准。至此开始,徐光启以六十八岁的高龄被朝廷委任为管理部事的礼部左侍郎,开创了划时代的伟业——纂修《崇祯历书》。
九月,历局正式开始办事。徐光启(他去世后,李天经继任其事)亲自督领修葺房屋、遴选人员、制造仪器,聘请李之藻,西方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等人参加编译天文学书籍,历时五年,历尽艰辛,分别五次进呈书稿,终于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
《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天文学基础理论)、法数(天文用表)、法算(天文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法器(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和会通(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其中经徐光启定稿的有105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
《崇祯历书》完成后,明末朝廷已陷入动荡之中,新历法还未及颁行,几个月后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败垂成,终明之世未得实施。清军入关一年多之后,汤若望就将他改编过的《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呈报清廷。由于入清后《崇祯历书》被多次挖板或重刻,加上汤若望的删改,因此版次较乱,卷数不一,几乎没有一个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崇祯历书》;经汤若望删改成书的《西洋新法历书》虽易称《西洋新法算书》钞入《四库全书》,却并非《崇祯历书》的原貌;这些都使得展现明朝《崇祯历书》原貌显得弥足珍贵。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责编吕瑞锋说,《崇祯历书》的版本变迁也是相当复杂,从明末崇祯年间修书到清乾隆年间纳入《四库全书》,多有改纂重印,由此后人终不能得悉其详。这样一部历经两朝四十余年的政治变幻,又时不时改编且印数极少的名著,经过数百年的沧桑变化,早已畸零四散。
十年辛苦不寻常
2009年12月,潘鼐编汇的《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已故的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在本书的序言中,用曹雪芹的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概括总结了潘鼐整理《崇祯历书》的工作。
可能很难相信,修订并再版《中国恒星观测史》、编著出版《中国古天文图录》、汇编出版《崇祯历书》的潘鼐并非天文专业出身,退休前他是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而他数十年钻研古天文史孜孜不倦的动力完全来自于青少年时对天文的兴趣爱好。因此,李元称他是一位“不是专家的专家”。
当记者电话采访身在上海今年已91岁高龄的潘鼐时,他的语言与思维依旧十分敏捷清晰。潘鼐表示,他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对西学东渐的过程产生兴趣和关注,而《崇祯历书》则是首次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并代表了西学东渐的成果。但由于时间久远,他已记不清具体开始编汇工作的时间,只记得从上世纪70年代就着手搜集《崇祯历书》的相关资料和典籍。
潘鼐指出,《崇祯历书》及其改编后的补刊本《西洋新法历书》已经被引述、应用和研究了三百多年,它在中国自然科学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和影响众所周知,但由于它的版本变迁相当复杂,又入藏分散,向来无从得悉其详,借阅尤为不易。
通过研究前辈学者的整理成果和查阅国外的书目文献,潘鼐发现,从历来研究这部历书的文献来考查,前辈学者的工作告诉人们,他们已找不到像样的《崇祯历书》成书了。20世纪初,一些学者先后摘录排比了故宫、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国内外若干藏书的情状,但表示还难于甚至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后来,顾廷龙又对中国大陆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历书书名和卷数作了调查研究,将存书品种较多的《西洋新法历书》,益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的一部,详细地摘录了它们的书名和卷数,从中可见其大概。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潘鼐继续查阅国外的书目文献和藏书目录内天文算学类各篇章,将它们所收载的《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的书名和卷数一一摘录,作了进一步的校勘。
在进一步摸清徐光启为改历所撰校督修的原书究竟有多少种和多少卷后,潘鼐开始着手查找散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崇祯历书》藏书。为此,他不仅多次到北京故宫及南京、西安等地查找藏书,更联系了华盛顿、梵蒂冈、东京、巴黎及首尔的友人,托他们帮忙到当地的图书馆查询。
机缘巧合的是,潘鼐少年时就读的中学具有法国政府背景,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法语,更认识了很多法国朋友。在这次查找《崇祯历书》原书的过程中,他的一位法国朋友找到一位梵蒂冈的教士寻求帮助。潘鼐说,由于梵蒂冈教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都以拉丁文撰写,并且,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基础的话,也很难查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而他们找的这位教士恰好通晓拉丁文,同时又有自然科学的背景,因此很快就给他发回了一份有价值的目录。
据潘鼐介绍,现在汇编出版的这部《崇祯历书》中的大部分底本都从梵蒂冈拍摄、复制而来,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到:“这样一部历经两朝四十年的政治播迁,而又不时改编且印数绝少的名著,三个半世纪的白云苍狗和人海沧桑使它畸零分散,或在华夏,或流海外。若谋搜辑校比成书而梓行,如无国内外朋友们的热诚援手,是很难克底于成的。”
记者注意到,本书中潘鼐的前言写于1991年春,粗略计算,他是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汇编,又用18年的时间等待出版,或许这38年对于一部已湮没了300多年的古书来说尚显短暂,但于人生而言却是漫长而宝贵的。好在2009年,这部大书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下得以出版,这对于已近90高龄的潘鼐来说,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虽在物流发达的今天,两大本厚厚的《崇祯历书》对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来说,传递也颇为不易。在等待了半年之后,李元才托上海的朋友到潘鼐家中取出,邮寄到北京。
李元告诉记者:“这部书非常有历史价值,值得一写。”为此,他还特地摘抄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崇祯历书》词条寄给记者。李元在信中说:“因我视力大减,右眼已不能读写,左眼好用,但正向白内障发展,视力模糊,眼镜加放大镜才能抄写,所以寄去的文字是我花了几小时才写好,不可想象!”并在手抄的文字后加注:“薄树人是和席泽宗齐名的天文史学家,这篇介绍文字简明准确是该类文章中的最佳者!”特将此词条刊出,供读者参考。
中国明代崇祯年间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它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全书共46种、137卷(内有星图一折和恒星屏障一架)。编撰工作由专设的历局负责。全书主编是徐光启(徐光启死后由李天经主持)。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九月成立历局,开始编撰。到崇祯七年十一月全书完成。参加翻译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有耶稣会士汤若望(日耳曼人)、罗雅谷(葡萄牙人)。在他们之前还有邓玉函(瑞士人)、龙华民(意大利人)等参加过短期工作。
《崇祯历书》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表、必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平面及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天文仪器以及传统方法与西法的度量单位换算表五类。由于主编徐光启强调把历法计算建立在了解天文现象原理的基础上,因此,理论部分共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崇祯历书》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优点是: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关的改正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一些西方通行的度量单位:一周天分为360°;一昼夜分为96刻24小时;度、时以下采用60进位制等。
明末政治腐败,《崇祯历书》编成后并未用来编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改为103卷,连同所编的新历本一起进呈清政府,得到颁行(参考:康熙历法之争)。新历定名为《时宪历》。删改的《崇祯历书》改称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在崇祯年间曾经刊刻,但未完成。入清后曾多次挖板或重刻,加上汤若望的删改,因此版次较乱,卷数不一。收入《四库全书》的100卷本《西洋新法历书》,因避乾隆讳改称《西洋新法算书》。(薄树人)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
《科学时报》 (2011-06-02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