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目前，在我国，大批科技成果不能形成产业规模，造成技术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及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机构，也制约着科技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策、制度、人才等多方面因素，也关系到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等多个环节。正因如此，如何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至今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从今天开始，本报《技术·经济》版特辟“创新·转化”栏目，希望能够聚集产学研各方的智慧与心得，共同探讨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诸多问题，分享一些优秀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经验。
从研发到产品：英特尔的变与不变
变还是不变？对每个以成果产业化为使命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看来，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变化莫测的市场，要想在不断的变动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外，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科研人员是否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
□本报记者 计红梅
网景（Netscape）是上世纪90年代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它所推出的网页浏览器Netscape Navigator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0%以上。微软IE浏览器异军突起后，仍旧秉持原有策略的网景被迫放弃浏览器市场，最终落得被美国在线（AOL）收购的命运。
2000年前后，在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的企业股价均飞速攀升，而苹果公司的股价却不涨反跌。即便如此，苹果还是坚持做它想做的事情。十年之后，苹果超过谷歌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
变还是不变？对每个以成果产业化为使命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看来，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变化莫测的市场，要想在不断的变动中处于不败之地，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外，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科研人员是否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
他认为，只有科研人员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才能推动研究机构朝着新的方向前进，才能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那么，对科研人员来说，变要如何变？不变的又要怎样坚守？
5月27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方之熙和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嵌入式软件实验室总监吴甘沙谈了他们的看法。
灵活的适应能力是科研人员的首要素质
记者见到吴甘沙的时候，这位年仅三十多岁的研究人员，刚刚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首位首席工程师。
首席工程师这一职位在英特尔的研发体系中地位很高，仅次于院士和资深首席工程师。获得这一职位的科研人员，不仅要在产品应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还要在技术和战略方向上具备相当强的领导能力。而且，遴选的标准是全球统一的。
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吴甘沙的履历并不起眼：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求学七年，硕士毕业；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工作十一年。
然而，就是这位地地道道的本土化人才，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方之熙看来，灵活的适应能力是科研人员的首要素质，而吴甘沙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吴甘沙自认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一般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安安心心地做下去”。然而，在到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第二年，他就作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从原来的人机界面小组跳到了新成立的编程系统小组，一待就是十年。
当时，由方之熙一手组建的编程系统小组网罗了世界上最强的一批编程高手，率先开始做Java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到2004年的时候，吴甘沙所在的小组设计的Java操作系统成为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系统，可以在手机、PDA等多种移动终端上运行。
“我还记得，当时做基准测试，这个系统在手机上的运行速度要比其他最快的系统还快60%~70%。”吴甘沙自豪地说。
然而，这个很有潜力发展为现在安卓系统的研究成果却因为英特尔公司的战略调整而搁置了。2005年，英特尔公司面临一个变化，即从单核向多核发展。吴甘沙所在的团队也随之转到并行编程，一做就是四年。直到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定位做嵌入式研究，他又开始主持嵌入式软件的创新。
“起初面对变化的时候，我是很不适应的。”回忆起2005年那次最艰难的转型，吴甘沙坦承。但是，在认识到这一变化已不可逆转之后，他开始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
之后的吴甘沙又历经了从编程系统实验室研究经理到嵌入式软件实验室总监的过程。每次面对新的岗位，他都能很快适应工作，并带领自己的团队取得良好的业绩。
在英特尔的11年里，他共发表了学术论文10多篇，获得美国及国际专利20多项，还有15项待批中。正是这样的成绩，让他在只有四分之一胜出几率的首席工程师竞争中崭露头角。
由追随者变为参与者
在英特尔，一到三年内需要的研究由产品部门完成，三到五年内的研究由研究院负责，五到七年后才会产生影响的研究则由公司与学术界合作完成。
吴甘沙告诉记者，2005年，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方向，采取了与学校合作的方式。当时，他们和斯坦福大学合作设计一个能够运行在GPU上的并行计算软件——Brook。
他们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合作会对产业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参与合作的一名斯坦福学生Ian Buck后来去了NVIDIA公司，领导了并行计算架构CUDA这个项目；另一名学生Mike Houston去了AMD公司，代表AMD参与了OpenCL的制定。
英特尔则沿着这一方向推出了可以让单一来源的应用程序运行在多核和众核处理器上的编程技术Array Building Blocks（ArBB），其影响可以拓展到万亿级计算的时代。
面对变化，吴甘沙个人的经验是，要在适应的过程中主动出击，深入产业界和学术界，从中寻找新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变成参与者，而不是跟随者。”
他还建议，要从三方面考虑问题：自身的优势和梦想，以及公司和市场的需求。“变化的结果必然是三方面的融合。”
内在的驱动力
与吴甘沙一样，方之熙的本科生涯也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的30多年里，他曾在大学工作过，也有过一段创业经历。在协助英特尔公司首席技术官、英特尔研究院总监贾斯汀一步步把美国研究院建立起来后，他被派到中国从事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管理工作。
“不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感到，在具备良好研发实力的基础上，技术人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方之熙说。
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以产业化为导向的研究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市场风向来决定或者改变研究内容，研究人员就必须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学习怎样适应新的变化，而他们的价值也只有在具备良好的适应性时，才能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
科研人员的适应能力对研究机构的创新成果和技术转化率有决定性的作用。方之熙认为，对于工业研究院来说，只有当研究员们能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推动研究院朝着新的方向前进，进而推动整个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战略、产品、服务更好地满足时代的需求。
“放大到整个公司，如果公司的整体战略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那么后果将是非常危险的。”方之熙再三强调。
然而，一方面是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坚守。
方之熙告诉记者，在英特尔研究院，变成产品的研究成果大多需要四五年时间的积累。因此，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提倡这样一种精神：作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追求。当看到自己做出来的成果反映在一个产品里，大家都在用，这种满足感是任何其他事物都比不了的，即使是再高的职位、再多的金钱也替代不了这一感觉。
“我们的研究和产品都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方之熙说，要想在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很少能看到哪家公司突然做好的。
他特别举了苹果公司的例子。这两年苹果公司的产品很火，但大家没有看到十年以前互联网泡沫时每个公司的股票都在拼命地涨，只有它不涨反跌，而苹果却还坚持做它想做的事情。
“今天苹果公司的成功是它积累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在研究院提倡的实在、认真的学术风气。”
吴甘沙告诉记者，能在研究院长期待下来的，肯定是对技术非常有热情、内在驱动力非常强的人才。在这点上，本土人才有自己的优势。“海归人才沟通能力比较强，而本土人才则非常扎实，耐得住寂寞，能够在一个课题上钻研得很深。”
“人才多样化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不论海归还是本土人才，各自都有独特的优势。”方之熙也认为，“我们在毕业生里选人的时候，并不太注重学校出身，但所在的研究组和师承是我们比较看重的因素。我们更重视的，是个人的团队能力和学习潜力。”
“一个组织里，一定要有不同的人，才能激发出更好的创新。”吴甘沙告诉记者，英特尔招人的时候，所选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符合团队化学反应的，一定要能够弥补团队存在的技术缺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权衡变与不变，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吴甘沙说。
《科学时报》 (2011-06-02 A3 技术 经济)